跨越千年的“遣唐使之旅“

 跨越千年的“遣唐使之旅”（一）

  

2010-05-23 14:18:20|  分类： 如日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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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唐使与如东”新探

□ 吴剑坤

在如东，当人们谈及如何打造“南黄海旅游胜地”这张名片时，不约而同地想到“圆仁”和“国清寺”。是的，如今，在扬州、连云港、台州、威海、荣成、五台山、西安等地都相继打出“遣唐使”牌、“圆仁”牌，在这方面大做文章，做大文章。然而，迄今，在通如地区，人们对当年日本遣唐使所知，也只停留在一个高僧——圆仁、一本名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层面上。此外，所知甚微。笔者通过二十多年来的资料收集，特别是最近半年来的多方寻觅、挖掘和整理、研究发现：一千一百多年前如东人接待的那个日本第十三次遣唐使团是日本历史上派出的规模最大、阵容最强、挫折最多、历时最长、成果最丰、影响最深远的外交、文化使团。在日本派出遣唐使的260多年中间，一共只赐予五位入唐高僧以“大师”称号，而到过如东的就有两位；被命名为“入唐八家”的入唐高僧，到过如东的就有三位；入唐高僧被唐朝皇帝赐予紫袈裟的只有二人，其中之一到过如东。在文化艺术领域，许多人回国后多有建树。他们中有日本琵琶之祖，有日本古代最著名的作曲家，有日本针灸事业的开创者，等等。他们中的有些人还与唐朝著名诗人皮日休、陆龟蒙等结下深厚的友谊，留下一些不朽诗篇。甚至最早的中日棋王争霸战也与这批遣唐使有关。在此之前，日本第十一次遣唐使团曾在海陵登陆，回国时也在扬子江口的海陵候风两月，而当时如东恰恰位于扬州海陵县的江海之交处，此次唐皇派出的大使赵宝兴随日船赴日，不幸遇难。所有这些的背后，往往有着一段或动人、或离奇的往事。而这些史料在《行记》中未见记载，在报刊的文章中也鲜有提及。毫无疑问，这些史料对于我县的史学、文艺、宗教、教育各界，特别是对于旅游界和宣传新闻界的同志，多少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为此，特将所得资料整理成文，以期抛砖引玉。为便于有识者研究，文中不少地方尽可能引用原文，以保留史料的原貌，尽管有些地方读起来不太轻松，但也可以减省点篇幅。

一   劫波重重大洋路

中日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可是在一千多年前的古代，这一衣带水是不易逾越的。那时造船和航海技术幼稚，对潮流、气象的研究尚很粗陋，远海航行得听大自然的摆布。虽是友好往来，却要冒极大的风险，需有不折不挠、勇于牺牲的精神才能成行，鉴真东渡，五次失败，途中死亡36人，280余人退出，最后仅24人抵达彼岸；唐太宗时赴日使节高表仁回来后心有余悸地说，旅途“自云路经地狱之门……甚可畏也”。圆仁参加的这第十三次，出发后也历经风险，死亡达一二百人。

在日本历史上，遣唐使船一般多从难波（现大阪）出发，航行到九州的大津浦（在福冈市）后再分南、北路。七世纪时，多取北路，由九州向朝鲜半岛沿西海岸北上，转向山东登州或江苏楚州登陆，这条航线较安全，但费时较长。八世纪，新罗灭百济、高丽后，日本、新罗关系紧张，北线受阻，加上造船技术有所进步，便开辟西渡至长江入海口附近的南线。从九州南下，利用一系列小岛，而后西航，横渡中国东海到扬州或者明州登陆，从而大大缩短了唐日海上交通的距离，遇顺风不用十天就可到达中国，称为大洋路，这条航线虽路短但风险大，遣唐使到中国口岸后，再取道洛阳去长安。753年，鉴真随第十次遣唐使赴日。回去时，其第三船于公元778年10月16日从扬州出发，23日就到日本，仅用8天时间，而不少中国商业船，顺风仅仅3天就可以到达日本。日本在13 次派遣中，有7次取南线的大洋路。位于长江口北岸的皋东（其时为唐廖家咀）之地也理所当然地成为遣唐使西渡的登陆之处之一。这也就是当年圆仁一行到如东有其历史必然性的重要原因。

日本把航海用的大船叫“舶”。但是，当时日本的造船工艺还比较落后，整体性不强，容易断裂，漏水。一遇风浪，常常一断为二，再加上每船平均载160人，还有大量土产品、赏赐品、生活用品，更加大了航行风险。

遣唐使船常遇风险，在多次入唐航海过程中，日本人摸索出了一些经验，通常以四艘船组成一个船队。同行船只夜间举火联系，以利互助。当年，第十三次遣唐使团第一次出发时的船队就由四艘船组成。船队经常被暴风吹散，有的漂回日本，有的漂到南洋，许多人被当地土著人所杀害，有的遇风暴而沉没于海底。日本学者估计，历史上派出的遣唐使船不下于四十八只艘，沉没海底者为十二艘以上。第十三次遣唐使团开始时共有651人，往返途中一共减少200余人，其中，大部分死于海难。所以，遣唐使的使命是一种艰辛备尝、危难重重的事情。需要以百倍的勇气与大海及种种险恶遭遇拼搏，并付出惨重的牺牲。这条大洋路是中日两国人民用生命和智慧开辟出来的友谊之路。

二  隆重的欢送   艰难的启航

第十三次遣唐使在日本遣唐使历史上是一次十分不同寻常的对外交流活动。

庞大的阵容  

遣唐使团是一个集外交、文化、贸易为一体的综合性的政府对外交流活动。成员有官员、随员、留学生、学问僧、船员和负责保卫的射手等，其职务近三十种。

遣唐使的官员共分为四级，即大使、副使、判官、录事。大使的位阶一般为四位（即四品），副使往往是五位（品）。判官、录事通常各置四人，前者多为六位（品），后者多为七位（品）。有时还任命准判官和准录事。大使得持天皇所授节刀（有如中国的上方宝剑），可据视情节轻重判处判官以下成员犯有死罪以下罪行者。判官往往相当一船的领队。录事通常负责所在船舶事务而独当一面。

随员有史生（掌文书）、阴阳师、医师、画师、乐师、音声长、音声生、新罗译语和奄美译语以及仆从、杂使等。

船员包括知乘船事、造船都匠、卜部（掌确定船行方位及测风观象等）、主神（祈福禳灾，祈求神佑）、船师、舵师、挟抄（桨师或舵手）、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射手（掌护卫）、水手长、水手等。这些人都经过官方认真挑选。第十三次遣唐使团的651人中，有将近一半是水手和射手。

留学生、学问僧多为优秀青年、人才尖子，有的在留学前已经崭露头角。学成回国后都有一定建树。

这次使团人员规模到651人，在日本遣唐使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对使团领导成员的选拔标准是相当严格的。他们都是当时日本的第一流人才，通晓经史，擅长文墨，才干出众，汉学水平较高，熟悉唐朝情况，甚至相貌风采、举止言辞也都不同凡响，还有不少人出身皇族贵胄。遣唐使主要官员的任命往往带有世袭化倾向。如圆仁一行中的大使藤原常嗣之父曾为遣唐大使，判官菅原善主之父亲菅原清公为804 年入唐判官，藤原善主少有口才，能言善辩。

充分准备

日本仁明天皇承和元年（834年）“秋八月，以参议藤原常嗣为大使，弹正少弼小野篁为副使，判官四人，录事三人，任遣唐录事、准录事、知乘船事各一人”，为做好后勤方面的准备，又“以正五位下丹墀贞成为造舶使……朝原岛主为次官……笠仲守、伴成益为唐装束司……以三岛岛继为造舶都匠”。为了防止航行中海盗或遇风暴后漂到海岛上被土著人袭击，需要派上百名的士兵（称为射手）随船保卫，因此，日本天皇于次年“三月，令大宰府（负责日本海上边防和九州地方政务的机构）以绵甲一百领，胄一百口，裤四百腰，充使舶不虞之备”，“十二月，授常嗣正二位”，也就是说，这次派出的大使是二品官，为历次级别最高。同时还拨出专项资金，派人送往神社，为遣唐使团祈祷。

由于渡海西行风险重重，为激励士气，仁明天皇对给予使团成员很高的待遇。如对水手以上概免徭役；各级使臣每予晋级加官；另赐布诸物乃至金帛御物，而对留学生、学问僧所得赐物又稍高于判官，以为他们入唐后拜师求学之需。一般为絁（绵绸）40匹、绵100屯（1屯约3两多）、布80端（1端为5丈2 尺）。

第十二次遣唐使石川道益在明州亡故，838年日本天皇特地交给第十三次遣判官绵十屯，委托他到明州死者墓前宣读朝廷祭文，并追封为四品。这对于即将入唐的人无疑也是一种有益的暗示。

日本天皇还对船赐船号、位阶和锦冠。《续日本后记》载：赐第十三次遣唐第一号船号为“太平良”，叙从五位下，也就是说，大约相当于副省级。

隆重欢送

筹备工作花了二年时间，至承和3年（836年），准备出发。正月九日，天皇接见使臣，赐禄不等。4月24日，天皇赐饯，赠诗，群臣献诗，正副使臣又得御赐衣被砂金诸物。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一书中说得更具体：“仁明朝的遣唐大使藤原常嗣、副使小野篁等，也蒙赐宴和御制诗，并以赐宴饯行入唐为题，命五位以上的官员，各赋诗歌，并且赐给常嗣御衣一袭，白绢御被二条，砂金二百两；赐给小野篁御衣一袭，赤绢御被二条，砂金一百两。”此外，还赐给使臣们兼国、事力、度者等”，即让他们兼任国司（地方长官）不到任而拿薪，公家派出劳役为其耕作职田，本人不用去神社而可以得到修行的官方证书。他们中间不少人出发前面还得到提升位阶。

一波三折的启程

7月2日，四船从筑紫西渡，全员多达651人。不久，遭遇逆风，一、二、四船幸而漂回肥前，但船已破损严重。第三船“舵折舷落，浪浸涛袭，溺死者众；余者纷纷拆舶作筏逃命”，140余人仅20余人分别漂到对马、肥前，其余下落不明。第一次西渡失败了。天皇命再造船舶，并遣人往新罗寻觅落难者。

承和四年（837年）三月十一日，天皇又赐饯，并命五位以上赋诗，副使亦献诗。七月，一、二、四船三船入海，又遇逆风，先后漂回。承和五年（838年）3月27日，天皇下令“大宰府监以上，每国一人率国司、讲师择度民年25岁以上、精进持经、心行无变者9人及大臣、神社人员、佛子等多人安置于各国寺庙供养，使其在遣唐使往还之间专心行道。保佑平安；四月、五月，又先后命令五畿七道诸国讲诵海龙王经、大般若经，自使船出发至归朝不辍。”六月，因第一船损坏严重，修复不能如初，大使奏换副使所乘的第二船，天皇允奏，遂致副使小野篁忿恚，口出怨言，称病不肯上船，并作《西风谣》，讽劝政府收回成命，日本嵯峨上皇震怒，并发话“小野篁内含纶旨，出使外境，而称病故，不遂国命。准据律条，可处绞刑。宜降死一等，处死远流。仍配流隐歧国。”而“知乘船事伴有仁、请益生刀歧雄贞、历留学生佐伯安仁、天文留学生志斐永世，不遂王命，相共逃匿”，也被判减死配流。小野篁（802——852），其父曾任太守时，“篁常常骑马于山野，返京后亦好武事而不修学业，天皇听说后，深为惋惜，篁遂潜心向学，20岁及第后，开始文官生涯，速进至东宫学士、弹正少弼”。成为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大家。流放途中，“篁作《谪行吟》70韵，时日人争相传诵”。

七月，开始第三次西渡，大使率第一（原第二）、四船于五日先发，判官藤原丰率第二（原第一）船后二十日始发。这次总算无事，而天皇担心遣唐使船再遭风波之变，忧心忡忡，又于六年三月再度下令五畿七道诸国及15大寺用心诵经求佑。

满载着500多人的由三舶组成的遣唐使的船队终于扬帆远航。

三  满载而归见天皇

第十三次遣唐使到达扬州后，大约有四五十人经唐朝朝廷批准，在中国官员的陪送下，由大使藤原常嗣率领去长安。其余的人留在扬州和海州。扬州留守的负责人是判官藤原贞敏，负责船舶修理和留守人员的管理事务。藤原贞敏后来成为日本的琵琶之祖。

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十二月，日本遣唐使大使藤原常嗣“入唐宫献见，进真珠绢”。因无副使，判官长岑高名以藤原常嗣最得力助手的身份得以上殿。接见后，唐文宗赏赐使臣许多物品。次年闰正月，日使又“与南诏、回鹘等国使者朝献”。

日本承和6年（839年）夏，使者将回国，唐帝特予敕书一道，让唐使带回日本。到扬州后，藤原常嗣因嫌使船破损不全，乃请在楚州的新罗船九只分载使团成员，沿新罗南岸回日。八月中旬，录事大神宗雄的第六船先到，大使藤原常嗣所率七船继至，录事山代氏益所率一船迟至十月始到博多。赴唐时由判官藤原丰所率之第二舶，因藤原丰不幸在唐病故，归日时由准判官良岑长松率领单独开出，此时下落不明，“天皇且喜且忧，敕令不断。9月16日，持节大使藤原常嗣入朝还上节刀。十七日，天皇御紫宸殿，右大臣兼行皇太子傅藤原三守进奏唐帝敕书，藤原常嗣奉召趋至天皇面前，得赐坐。殿中置酒，天皇令使具奏往来诸状，奖赏有加。”

《中日音乐交流史》亦载：“（九月）天皇御紫宸殿，右大臣……奏大唐敕书，独召大使藤原常嗣 ，升自东阶，天颜咫尺，敕曰，远涉危难之途，平安参来，喜赐大坐。常朝臣称唯，拜舞庭中。更召殿上置酒焉。于时使旨及路中艰难，一一以闻。”冬十月“天皇御紫宸殿，赐群臣酒。召……伴宿贺雄于床下，令围棋，并当时上手也。赌物新钱二十贯文，局所赌四贯，所约五局。亦令遣唐准判官正六位上藤原贞敏弹琵琶，群臣俱醉，赐禄有差。”

日本承和7年（840年）四月，第二舶知乘船事菅原等乘一小船抵达大隅。原来，第二舶去年离唐后，遇风漂至南海“贼地”，与“土贼”交战，菅原、良岑至是方归。在此之前的二月，流人小野篁等被召还。

第十三次遣唐使从任命到使团成员全部归来，历时6年半，赴唐三次渡海，归国时5拨靠岸，周折之多为遣唐使史上所罕有。其后50余年日本再无遣唐使之举。

对于这次入唐人员，日本天皇论功行赏，“（承和七年九月）定入唐回使判官以下水手以上三百九十一人之等第。九阶十二人，八阶三十九人，七阶五十九人，六阶百二十九人，五阶百三十四人，四阶二人，三阶一人，不加阶五人。”尽管这里将分项加起来只有381人，但是从最后出发时500余人，只有不到400人回来被论功行赏，可以知道，另外有100余人已经遇难，或病死，或失踪，再加上第一次出发时死亡120余人，一共损失200余人，其代价十分巨大而惨重。

这次出访虽然代价十分巨大，但成果斐然。如，在日本派出遣唐使的260多年中间，一共只赐予五位入唐高僧以“大师”称号，而到过如东的就有圆仁、圆载两位；被命名为“入唐八家”的入唐高僧，到过如东的就有圆仁、圆行和常晓三位。入唐高僧被唐朝皇帝赐予紫袈裟的只有二人，圆载是其中之一。在文化艺术领域，许多人回国后多有建树。除后文将要专门介绍的日本琵琶之祖藤原贞敏等人外。这里仅举数例：

《续日本后记》载：“梶成，右京人也。业练医术，最能处疗。承和元年，从聘唐使渡海，朝廷以梶成明达医经，令其请问疑义。”梶成回国后成为针灸博士，教育学生，是日本最早的针灸推广者。

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述及大使的随从栗田家继，在扬州龙兴寺临摹唐代著名的画家韩干等人作品时说：“由画师临摹带回的作品，对于日本绘画、图案、建筑等的发展一定会有了很大的影响”（日中文化交流史）。

春苑玉成是作为遣唐阴阳师请益的。在唐获得《难义》一卷，回国后，即用以教阴阳寮诸生。

（未完待续）

 

 

 

 

 跨越千年的“遣唐使之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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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5-23 14:19:27|  分类： 如日东升

四   矢志不渝的圆仁

圆仁，日本桓武天皇延历十三年（公元794年，唐德宗贞元十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日本下野国都贺郡（枥木上、下都护郡），俗姓壬生氏。据《熊仓系图》记载，圆仁之父名首麻吕，曾任都贺郡三鸭驿长，并是郡中大慈寺的施主。圆仁之兄名秋主，有着从七位以下的官阶。圆仁幼年丧父，九岁起跟从其兄学“外典”及“经史”。由于他“口诵俗典，心幕佛乘”，随后便在原籍大慈寺经名僧广智为之落发。广智师傅道忠是东渡日本的中国天台宗第四代祖师鉴真的高足，广智又曾师从入唐求法高僧最澄受密教法，最澄在公元803年随遣唐使入唐，返日后，传入佛教天台宗。正因为这一渊源，圆仁在幼年时期，就间接地受到中日学术文化交流的熏陶了。圆仁在十五岁那年，登上位于京都的日本佛教圣地比睿山，投入最澄门下，成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弟子，由于他苦学精进，脱颖而出。二十岁便经官试及格，取得了天台宗佛学研究的高级学位。最澄圆寂后，年方而立的圆仁继承先师遗志，设立大乘圆顿戒坛，担任教授师，布教传法，从而成为日本天台宗的第一高僧。

    日本明仁天皇承和三年（836年，唐文宗开成元年），日本政府组织一次新的遣唐使团，年已四十五岁的圆仁，秉承最澄遗志，携带日本比睿山延历寺未决天台宗教义三十条，以“请益僧”的身份参加，请益僧的地位高于留学僧。

    公元836年首次出航。七月二日（本文所述唐时月日均为农历，专门说明为阳历的除外）刚从日本博多入外海，就遇上台风季节的暴风雨，第三号船遇难，全船140人中仅20来人生还。搭乘这艘船的请益僧真济幸免遇难，可吓破了胆，从此不敢上船了。而圆仁搭乘的船，也搁了浅，可圆仁没有丝毫退却。公元837年七月二十二日，修好的三艘船又入海。这次又遇逆风，三艘船全被吹回吹坏。在连续两次失败面前，日本使节丧失了信心，副使小野篁吓得称病不再上船。公元838年六月十三日（阳历7月8日），圆仁所乘之船终于出发，中途历尽风险，可以说是九死一生。终于在七月二日（阳历7月26日）到达海陵县东粱丰村（今如东曹埠，关于其在如东的记载详见后文）。

    到扬州后，圆仁的初衷是想前往佛教圣地天台山国清寺求法巡礼，但是由于身为请益僧地位较高，迟迟未获唐王朝允准，在扬州开元寺住了七个月后，他便离开扬州，到楚州迎接大使，得知巡礼天台之请未蒙敕允，圆仁甚为惆怅无奈登遣唐使船，踏上归宿，但他不甘心回国，船停泊海州，与弟子惟正等托词潜行登陆，被海州官府发觉，又被护送上船，后来船泊登州时他又弃舟登陆，前往五台山朝拜。最后到达长安作长达四年又十个月的滞留。在这期间历尽艰辛。特别是在唐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开始大规模的排佛运动，史称“会昌排佛”，僧人四处奔逃避难。此时，圆仁假装还俗，但他将袈裟叠成长条的带子围在腰间，表示其虔诚信仰的决心。如今日本天台山僧人的僧袍上都挂有一条不太宽的带子，称为“轮袈裟”，即为纪念此事。在朝廷下令对僧尼服装“尽收焚烧”、对隐藏而被发现者处以死刑的当时，圆仁这样做需极大的勇气。从长安出发经洛阳、郑州、扬州，又到登州赤山，两年多频沛流离，费尽周折，终于公元847年9月18日（阴历十月三十）返抵日本博多。前后历时九年七个月。

    圆仁回国后时带回佛教经论、教法、章疏、传记等585部794卷，及胎藏、金刚两部，曼萘罗诸尊坛之类法门道具和仪轨等。第二年抵京都，获天皇赐予“传灯大法师”称号，成为皇室内所供的十位禅师之一。深得天皇信任的圆仁于比睿山设灌顶台，建立总持院，弘扬密教和天台教义。853年圆仁举行了有千僧参加的盛大密教灌顶法会，受戒者多达一千多人。854年成为延历寺第三代座主，使天台宗获得很大发展。圆仁先后受到三位天皇的崇信，得到日本佛教界、皇室及广大信众的顶戴，并曾应请为文德天皇、清和天皇等受戒。

    日本贞观六年（864年）正月十四日，圆仁这位著名的中日间宗教、文化使者，如东人的朋友圆寂，终年71岁。两年后，日本清和天皇追谥他“慈觉大师”称号，圆仁之墓在横川花芳峰，故亦称为“花芳大师”。在日本，圆仁与最澄一样同列入“入唐八大家”、“五大师”之列。圆仁入唐期间所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既是日本国宝，也是了解唐代如东的珍贵文字史料。

五   “传灯大师”圆载

    与圆仁一同入唐的日本僧人回国后，他们或者著书立说，或者创立新宗，或者建筑名刹，成为日本佛教界的领袖人物。除去圆仁外，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传灯大师”圆载和与圆仁同时列为日本平安时代“入唐八家”的常晓。

    圆载（？—877年），大河国人。幼年入比睿山从最澄学梵典，兼学儒学。

日承和五年（838年）圆载为解决疑难问题，率弟子仁好、顺昌、仁济和行者伴始满乘遣唐使船入唐。出发前，日本桔皇后曾经托圆载携带袈裟，要求将其供奉在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智者大师（即智觊）的影（肖像）前。离开如东后到达扬州，经过层层上报，得知唐朝给圆载及其从僧提供的待遇是给粮五年，并且允许从扬州到天台学习，圆载与弟子们欣喜若狂。而圆仁却没有这样幸运。扬州官府还奉命供给遣唐僧每人绢五匹，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因为在此之前，只有留学生才享有这种待遇。

圆载一行自扬州至天台山，巡礼国清寺，将比睿山诸法师提出的有关天台宗疑难问题五十个提交广修、维蠲二高僧解答（当时日本佛教界称这种作法为“唐决”）。根据规定，给圆载的书面答复需要地方官方批准，开成五年（840年）八月十三日，天台僧维蠲递呈台州刺史请求官印的牒状中说：“去年，僧圆载奉本国命，送太后纳袈裟供养大师影、圣德太子的《法华经疏》镇天台藏，赍众疑义五十科来问，抄写所欠经论。禅林寺广修答一本已蒙前使李端公判印竟，维蠲答一本并付经论疏三十本，伏乞郎中赐以判印。”圆载也同时从二师学习天台宗。

    唐会昌三年（843年），圆载的弟子和从僧仁好与顺昌奉圆载之命，乘新罗人张公靖船，回国送“唐决”和给朝廷申请衣粮补助的表状。公元844年，仁好携带朝廷赐给圆仁、圆载的二百两黄金乘唐人商船返唐，847年，仁好乘张支信船回国。848年，天皇再赐给黄金一百二十两。

    唐大中九年（855年），圆载和圆珍一起从青龙寺法全受诸仪规、胎藏界和金刚经灌顶。

    853年，日本圆珍入唐，带来日本仁明天皇嘉祥三年（850年）敕牒，表彰圆载“勤求圣道”，并赐“传灯大师”称号。日本入唐高僧由朝廷授大师者皆在死后，唯有圆载获“大师”称号在生前。可见圆载在日本官方和僧俗人士中的影响和地位。

圆载在唐颇受朝野人士的尊重，台州刺史称赞圆载“东国至人，洞西竺之妙理。梯山航海，以目系时。涉百余迈途之勒，历三大千世界之远。经文翻于贝叶，乡路出于扶桑。”

    唐宣宗非常赏识他的道学，特诏他到宫中讲经，并赐予紫袍。《大宋僧史略》中说：“又日本国僧圆载住西明寺，辞归本国，赐紫遣还。”连玄昉在内，日本入唐僧人获此殊荣者仅此二人，而最澄、空海、圆仁等声名卓著的重要的僧人，都未见由唐帝赐紫袈裟的记载。

    圆载长期留唐近三十年，与唐朝高僧、文士交往甚多。他们或者切磋佛学，或诗歌唱酬，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公元877年，他携带了数千卷佛教经典和各类书籍，来到松江海边的港口，准备回国。其好友唐朝著名诗人皮日休、陆龟蒙等闻讯赶来为之送行，留下了一首首情感至深的诗篇，如今，我们在《全唐诗》中还可以找到。然而，这位造诣十分高深的“传灯大师”在乘唐商人李延孝船回国途中不幸遇难，未能实现他回国后大展宏图的愿望。给中日人民留下了千古遗憾，也使如东人民深为惋惜。

六  “入唐八家”有其三

    公元804年，日本派出了第十二次遣唐使。使团中间，有两位日后在日本历史上很有影响的高僧最澄和空海。最澄乘第二舶到明州，后到天台山，回国后创立天台宗，去世后被天皇赐予“传教大师”的称号。空海则乘第一舶到福州，后到长安，回国后创立真言宗，去世后被天皇赐予“弘法大师”的称号。在日本平安时代（782——1191年），天台、真言二宗非常发达。最澄和他的法裔圆仁、圆珍的天台宗三家与空海和他的法裔常晓、圆行、慧运、宗睿真言宗五家，在日本佛教史上艳称为“入唐八家”。谁能想到，在这“入唐八家”中间，竟然有圆仁、常晓、圆行三位高僧在公元838年随日本第十三次遣唐使来过如东，住掘港国清寺。更为巧合的是，最澄在天台山拜的师父行满恰巧是掘港国清寺的创建者。

    关于圆仁，在前面已述及。下面对常晓、圆行分别作一介绍。

    在中国的书籍中提到常晓的并不多。历史学家范文澜的《唐代佛教》中有“日本沙门常晓从栖灵寺文璨、华林寺元照学显密两教。”这样一句话的记载。而《大宋僧史略》中说到：“又日本国僧圆载住西明寺，辞归本国，赐紫遣还。”这句话虽短但却非常重要，因为连玄昉在内，日本入唐僧人获中国皇帝赐紫袈裟之殊荣者仅此二人，而最澄、空海、圆仁等声名卓著的重要僧人，都未见由唐帝赐紫袈裟的记载。

在日本，对于常晓记载颇多，如日本学者村上专精的《日本佛教史纲》中说：“常晓开法琳寺，修大元帅法。”而日本《本朝高僧传．城州法琳寺沙门常晓传》最为详细，为便于有心者研究，不妨全文抄录如下：

    “释常晓，城州小栗栖人。其母生晓，置之路旁，或人收养。稍长俊利，师元兴寺慧安僧正学空宗。承和五年（838年）六月，从菅判官朝善第四船，是月著扬州地。乃文宗开成三年也。八月下皖居淮南城广陵馆，告节度使，游观郡县，谒文璨阿阇梨于栖灵寺，见元照大德于华林寺。照者三教讲诵，精于经论。就受三论。璨者，不空三藏弟子慧应阿阇梨之徒，妙明密教。随学真言，受大元帅秘法。此法彼国不出都下，畿外诸州不许修供。璨密晓才器，潜授焉。明年二月从璨受传法阿阇梨灌顶。此日设大会斋，普供清众。又使画工李全写大元帅曼荼罗；雇佛工刻大元帅像，并载诸经书。（唐开成）四年八月归朝，即承和六年（839年）也。仁明帝崇其法，紊口嘀腆。七年六月，晓乃言官：山城州宇治郡法琳寺，地势闲燥，足修大法，伏望自大唐所传将来大元帅灵像秘轨，安置此处，为修法院，保护国家。制从之。于是始修大元（帅）法。齐衡三年春，天下大旱，敕於神泉苑修大元，白龙现幡上，大雨普洒。晓又奏朝，从仁寿元年每岁正月八日，太内后町行此秘法。后迁于政官厅修直。贞观六年任权律师。翌年十一月晦日逝矣。”

    由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知道常晓在唐淮南栖灵寺从文璨学密教的全过程以及回国时带回很多佛经、佛像、佛具。

    至于圆行，从日本《本朝高僧传》、《真言传》和承和六年（839年）十二月回国后的当月十九日上呈天皇的《请来目录》中，我们可以得知：

    “释圆行，不详姓氏，山城州人。岁十一，从元兴寺岁荣受业。十六薙发得度。十七就荣承具足戒。二十五随弘法大师，传两部大法。又愉杲邻法师，入灌顶坛。博涉密籍，声彩悠畅。承和五年奉敕入唐，即文宗开成三年冬十二月也。明年正月入长安城，直上青龙寺，座主义真率二十余员之徒，迎门肃入。行先拜惠果和尚之塔，献日本产物於义真。时保寿寺光辨，解慧博通，试举经文，问难要义。行解纷开结，答辞如流。集会名德，一等感叹。具共以闻，帝乃敕为内供奉讲论大德，因赐法服、绿绫二十匹，并供物等。闰正月三十日，行请义真和尚重受大部灌顶，翌日告辞。真乃授与所持密经，沈香一包，念珠一串，佛舍利百余粒，以为受授之信。中天竺三藏难陀，付梵夹一具，菩提树叶一枚，佛舍利一百余颗。灵山大德赠梵夹一具，佛舍利二千七百余粒。左街僧录三教讲论大德，奉本使缥骑之帖，差三学供奉大德保寿寺常辨、章敬寺弘辨、招福寺齐高、兴唐寺光颢、云花寺海岸、青龙寺圆镜，而缥囊经典论策若干卷，饯于东归。承和六年十二月归朝。”

    由上面述文字我们可以得知，圆行在长安受到佛教界的隆重欢迎和研学的过程、唐皇的器重、回国前六大寺高僧集体欢送的场命。

    圆行带回日本有经论六十九部一百三十卷，佛舍利三千粒，佛菩萨曼陀，大大丰富了日本的佛教宝藏。

 

 

 

跨越千年的“遣唐使之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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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5-23 14:16:58|  分类： 如日东升

七 入唐艺术才俊  扶桑千古流芳

 在遣唐使团中，通常配有乐队，成员称为音声长，是为在唐朝宫廷中朝贺、拜辞时演奏日本音乐的日本音乐名家。使团中还有不少成员具有艺术天赋、在日本国内已经崭露头角，称为音声生，是到中国学习音乐的留学生。

    在日本奈良时代，“雅乐”主要用于寺院的佛事法会，平安时代则主要用于朝廷的朝会游宴，历朝的天皇大多热衷于“雅乐”。仁明天皇于公元833——850年间在位，热衷于雅乐。当时，“雅乐”中的纯器乐合奏称作“管弦”，器乐与舞蹈称作“舞乐”。 仁明在管弦方面才能卓越，《中日音乐交流史》说：日本仁明天皇亦善音律，还模仿唐乐作曲，创作了《夏草井》、《夏引乐》、《西王乐》等乐曲，他在日本国内以横笛名手为人所知，经常亲自参加“雅乐”的演奏。所以，在第十三次遣唐使团中的艺术才俊人数之多、水平之高，也是不难想象的事情，就连其中的一位准判官也是琵琶高手。这些人才回到日本后，对促进日本艺术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即使高僧圆仁，他与其师傅最澄入唐都学得“梵呗”——中国举行佛教仪式时赞颂诸佛等的曲调，“梵呗”亦称“梵颂”。他们借鉴“梵呗”，在日本佛教中创造了引声吟唱赞佛的方式，叫做“声明”。对日本“雅乐”和后世的音乐，包括对日本的民谣，都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根据初步的挖掘，发现在第十三次遣唐使团中间有日本的琵琶之祖，有舞乐大家、笛的鼻祖，有日本乐圣、作曲大家，有古琴名手，等等。他们在日本音乐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从中国带回的乐器有一部分还被保存下来，珍藏在日本正仓院；他们作品有的流传上千年，仍为今人所欣赏。也许，在一千一百多年前，他们在掘港国清寺曾经有过精彩的表演，这来自异邦之音乐舞蹈必定会让扶海洲的官民僧俗耳目一新。

    除了对日本琵琶之祖藤原贞敏在后面将作专门叙述外，现择其重要者仅对大户清上、良岑长松、尾张滨主、良枝清上四个人作一粗略的介绍。

乐圣大户清上

    《中国琵琶史稿》一书说，1978年邓小平同志访问日本期间，天皇在宫中招待邓小平同志时，宫内厅的“乐部”演奏日本宫廷“雅乐”，其中就包括一千多年前从中国传去的唐代古乐。据说，其中有的乐曲就是在公元838年第十三次遣唐使中一位曾到过掘港的准判官的遗作，这位准判官叫大户清上。

    大户清上在入唐前就已经成名。在来到如东时的五年之前，即公元833年，日本仁明天皇即位举行大尝会宴会时，上演的三首舞乐曲即为大户清上所作。大户清上入唐回国后，创作了许多受唐乐影响的乐曲。吉川英史《日本音乐通史》说：去过中国的音乐家很多，包括乐圣大户清上，名曲《清上乐》，据说即为他离唐归国时所作。《中外音乐交流史》说：“大户清上曾渡海来唐，创作了不少作品，有‘乐圣’之称”。

    日本吉川英史在《日本音乐的历史》一书中说：“大户清上是作曲最多的人。从《清上乐》开始，《承和乐》、《一团娇》、《海清乐》、《拾翠乐》、《应天乐》、《感秋乐》、《左扑乐》等相传都是大户清上所作”。

弹琴国手良岑长松

    对良岑长松这个人史料记载不多，只知道他因为善于弹琴而得以进入使团成为准判官。到长安后，因无副使，长岑高名作为大使的得力助手，得以随大使上殿见唐帝。

    良岑长松去世后，《续日本后记》对于他有如下的记载：“散位从四位上良岑朝臣长松卒。长松者，大纳言赠从二位安世之子也。继承和之初为任常陆权大椽，俄迁为伊豫椽，兼为遣唐使准判官。聘礼既讫，归舶解缆，遭风飘堕南海贼地，殆致陨命，仅以得还。同七年授从五位下，数年拜侍从，寻加从五位上，迁丹波介，后进正五位下，俄而迁缝殿头，遂至从四位下，未几加从四位上，迁宫内大辅，累迁诸陵头，武藏、大和、河内、山城等国守。长松无他才能，以善弹琴，配聘唐使，卒时六十六”。通过这段文字，我们对良岑长松的生平可以有大略的了解。

吹笛名家良枝清上

    在圆仁一行中有个叫良枝清上的青年，特善吹笛。他本姓大户首，河内国人。《日本三代实录》中称其“特善吹笛，音律调弄皆穷其妙。”良枝清上因为笛子吹得好而被提升。《续日本后记》载：834年正月二十日，仁明天皇“内宴於仁寿殿，内教坊奏乐，中贵陪观。殊唤五位已上词客俩三人并内使等，同赋早春花月之题。是夕，敕授（外）正六位上大户首清上外从五位下。清上能吹横笛，故锺此恩奖。”同年十二月十九日“外从五位下大户首清上、雅乐笙师等十三人，赐姓良枝宿。”因为笛子吹得出色而荣获天皇赐姓的良枝清上在第十三次遣唐使团中任音声长。笛师良枝清上还创作了《海清乐》等乐曲。

令人惋惜的是，良枝清上归国途中遇难，为海盗所杀。

舞乐大家、笛的鼻祖尾张滨主

    尾张滨主，日本舞乐大家，又被称为日本笛的鼻祖。《中日音乐交流史》说：“一说承和五年曾经随（第十三次）遣唐使团入唐，学习舞与笛，承和六年回国。”日本《舞乐图说》记有：“仁明帝亦善音律，遣伶官尾张滨主入唐，探求乐曲的奥妙，归来后更趋微妙，上下皆学……历朝愈益盛行。”也就是说，这位舞乐大家，当年曾与圆仁一起到过掘港，他也可能在国清寺有过精彩的表演。

    尾张滨主732年出生于热田神宫的世袭神职家庭。他从中国回国后，在天皇面前有过多次出色的表演。《续日本后记》载：承和十二年（845年）正月八日“是日，外从五位下尾张滨主於龙尾道上，舞和风长寿乐，观者以千计数。初谓，鲐背之老，不能起居，及于垂袖赴曲，宛如少年，四座佥曰，近代未有如此者，滨主本伶人也，时年一百十三，自作此舞，上表请舞长寿乐……”.同月十日，“天皇召尾张滨主於清凉殿前，令舞长寿乐，舞毕，滨主即奏和歌……，天皇赞叹，左右垂泪，赐御衣一件，令罢退”。 承和十三年（846年）正月二十六日，“召外从五位下尾张滨主于清凉殿前，令奏舞，于时百十四，帝矜其高年，授从五位下”。照此推算，尾张滨主在公元838年入唐时当为106岁高龄的老者。然而，《行记》中对此人却未见提及。

尾张滨主50岁时曾著书《五重记》，论述音乐修业的五阶段，是日本保存至今最早的音乐著作之一。

八  日本琵琶之祖藤原贞敏

    在第十三次遣唐使中，有一位因为在艺术上有一技之长而被任命为入唐使团的准判官，他名叫藤原贞敏（807——867）。这位公元838年到过掘港的日本使臣回国后，成为日本音乐史上最有名的人物之一。

    据日本学者林谦三在《东亚乐器考》中说：“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公元八三八年，唐文宗开成三年），以遣唐使判官入唐的藤原贞敏，从年青时就精于琵琶，他趁入唐的机会，学得中唐时代的琵琶新说。归来移植于日本，在日本雅乐的琵琶上开一新风气，后世盛传为琵琶之祖。”，日本《体源抄》说：“仁明天皇时代音乐非常盛行，扫部头藤原贞敏、大户清上等渡唐，传入琵琶曲、笛曲”。回国后，藤原贞敏历任个头音乐机构的“雅乐助”、“扫部头”等官职，成为三代天皇的音乐事务负责人。他的后代也继承了他的技艺和职务，大大促进了日本琴筝事业的发展。

   对于藤原贞敏的经历，在《日本三代实录》卷14中记载更为详细：867年十月十日“从五位上行扫部头藤原朝臣贞敏卒。敏者，刑部卿从三位继彦之第六子也。少耽爱音乐，好学鼓琴，尤善弹琵琶。承和二年为美作椽，兼遣唐使判官。五年到大唐，达上都。逢能弹琵琶者刘二郎，贞敏赠砂金二百两。刘二郎曰：礼贵往来，请欲相传。即授两三调，二三月间尽了妙曲。刘二郎赠谱数十卷。因问曰：君师何人，素学妙曲乎？贞敏答曰：是我累代之家风，更无他师。刘二郎曰：於戏，昔闻谢镇西，此何人哉？仆有一少女，愿令荐枕席。贞敏答曰：一言斯重，千金还轻。既而成婚礼，刘娘尤善琴筝，敏习得新声数曲。明年，聘礼既毕，解缆归乡。临别，刘二郎设祖筵，赠紫檀紫藤琵琶各一面。是岁，大唐开成四年，本朝承和六年也。七年为参河介，八年迁主殿助，少选，迁雅乐助，九年春授从五位下，数岁转头。齐衡三年兼备前介，明春加从五位上。天安二年丁母忧，解官。服阕拜扫部头，贞观六年兼备中介。卒时六十一。贞敏无他才艺，以能弹琵琶，历仕三代。虽无殊宠，声价稍高欹焉。”从这段文字和《行记》等史料中，我们可以知道，藤原贞敏一行离开掘港到达扬州后，酷爱音乐的藤原贞敏因为生病不能与大使等去长安，便留在扬州，经过地方长官的批准，拜著名的琵琶博士刘二郎（一说廉承武）学艺。同时负责遣唐使团未能去长安的270余人的留守事务以及归国船只修理等。

    刘二郎见藤原贞敏禀赋好，而且学习很认真，便将《流泉》、《啄木》和《杨真藻》等秘曲传授给他。日本《音乐大事典》载：藤原贞敏学得的上述几首秘曲至今仍有留传，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三极秘曲谱》中即有收录。

    刘二郎有个女儿叫刘娘，通晓音乐，琴筝俱佳，是当时的弹筝名手，藤原贞敏也同时向她学习筝艺。后来刘二郎便将刘娘许配给藤原贞敏。在藤原贞敏夫妻离开扬州准备回国时，刘二郎将珍藏的名为“玄象”、“青山”的紫檀、紫藤琵琶各一面赠送给藤原贞敏作纪念。因此，唐十三弦筝也随着刘娘一起传到日本。藤原贞敏将两把珍贵的琵琶献给了天皇。在日本，人们认为，日本的琴法和筝法是他们夫妻二人由中国带去的，促进了日本琴筝文化的发展。

    藤原贞敏从刘二郎那里抄得《琵琶诸调子品》又称为《开成琵琶谱》。内收27种调法及41曲，这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最初的琵琶谱之一，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流传至今，现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

    藤原贞敏曾创作了许多琵琶曲，如名曲“贺殿”等。

九  最早的中日棋王争霸

    在圆仁的《行记》里记载了获准进入长安的请益生伴须贺雄这个人，此人爱好围棋，在唐一年时间。就是这个人把如东与最早的中日棋王争霸一事联系在一起。

唐朝进士苏鹗的《杜阳杂编》一书中记载：唐宣宗时，日本“国王子来朝，献宝器音乐”， 唐宣宗设置百戏珍馔招待。王子善围棋，宣宗命待诏顾师言与之比赛。“及师言与之敌手，至三十二下，胜负未决”。顾师言怕下输了有辱君命，每落一子，凝思良久，并且手心都捏出汗了。到第三十三手落下时，“王子目瞪缩臂，已伏不胜”，遂投子认输，就问旁边的官员：“待诏是国中第几手？”鸿胪官欺骗他说：“是第三手。”其实，顾师言是当时的第一国手。日本王子又说：“愿见第一手。”鸿胪官又说：“王子胜第三方得见第二，胜第二方得见第一”王子只得掩局叹息：“小国之一不如大国之三，信矣！”

    在《围棋奇趣》、《中国围棋史趣话》、《中国弈林史话》等书中都记载着这样一个中日棋王争霸的故事。而日本《朝日新闻》记者田村龙骑兵（田村孝雄）在《细说围棋》一书中的《异国奋战的伴小胜雄》一文中说得更为详细：

    日本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二年（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第十二次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等五十余人，由平安京出发，经过福州，约半年抵达长安。使团中有一个年青的小伙子，才19岁，名伴小胜雄，是遣唐使临时加插的一员，棋艺为全日本第一，想来中国显显威风。

    伴小胜雄的唐语翻译是陈李舟。他们一见面就手谈了一局。刚一交锋，陈李舟就觉得这小伙子棋艺不凡，分量万钧，很快就败下阵来。过了几天，陈李舟约了他所认识的几名高手跟这外来高手过招，结果是强龙横扫地头蛇。这消息很快传到皇帝耳朵里。

    一天，在宫殿宴请外宾的余兴节目中，皇帝令棋待诏顾师言与伴小胜雄较艺。伴小胜雄早就听说过顾师言，今日相逢，一打量，只见顾师言浓目虎眼，颔蓄一部短浓髭，约莫四旬开外年纪。顾师言猜到先行，伴小胜雄精心设计了一个弃子局，以边子为饵，诱捕顾师言的二块腹子。走到第32着，顾师言中计入伏。见鱼儿上钩，伴小胜雄心花怒放，只等对方投子认输。此时的顾师言冷汗透身，沉思良久，终于看出了一个破绽，下出了第33手“一子解双征”的千古妙棋，上下兼顾，挽救了腹中两块被征的白棋。这时轮到伴小胜雄发呆了，他也思考良久，终于目瞪缩臂，轻轻地问顾师言：“尊驾是第几手？”顾师言答：“第三手。”又问：“可否见第一手？”顾师言答：“抱歉！敝国规矩是胜了第三手看第二手，胜了第二手见第一手。”

    伴小胜雄回国后心中闷闷不乐，得了个忧郁症，神思恍惚，常常自言自语：“我伴小胜雄日本国手也，竞不敌唐国第三手，不知唐国第一手有多厉害！”

    时光如箭，霎眼40年过去，伴小胜雄的外甥伴须贺雄跟随第十三次遣唐使藤原常嗣等赴唐，外甥归来时交给舅舅一封信，这封信是老棋友陈李舟写给他的，信中有一句话“吾兄昔日负于顾师言，其人乃大唐第一国手也。”伴小胜雄看到这里，拍案大叫：“好小子骗我！”吐了一口血，病也好了。顾师言一语，骗了他40年。

    从此文中间，我们发现原来伴小胜雄的外甥就是伴须贺雄，他是圆仁遣唐使的一员。伴须贺雄也是日本的一位围棋高手。因此，如东也就和当年的中日棋王争霸一事挂上了钩。

    可是，在日本却有人认为伴须贺雄不是圆仁遣唐使团的一员，而是那个王子。日本历史学家渡部义曾在日棋院的《棋道》杂志上发表长篇棋史《古代围棋逍遥》，他考证道：“日本王子可能是高岳亲王（平成天皇的儿子）。高岳亲王于仁明朝承和二年（公元835年）随第十三次遣唐进使入唐，于阳成朝元庆四年（公元880年）归国途中殁，在唐前后共”45年。

    由此看来，圆仁遣唐使团的成员中有一位是日本的王子伴小胜雄的外甥伴须贺雄或者是高岳亲王，但不管怎样，如东都与千年前的那场中日棋王争霸有缘。（未完待续

 

 

 

——“遣唐使与如东”新探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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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唐使与如东”新探    （四） □ 吴剑坤 （接上期）  十  又一批遣唐使团的抵达和离开 “在历史上，除了第十三次遣唐使到过如东外，还有没有其他批次的遣唐使团到过这一江海交汇的唐寥角嘴呢？”对于这一问题，不少人在苦苦地追索。阅读下面的一些资料后，你定会有惊喜的发现，当然，也许会给你留下无法摆脱的疑问。 日本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一书载：第十一次遣唐使“持节副使小野石根出使时，于宝龟八年（777年）六月二十四日出海，七月三日到达扬州海陵县。回国时，第三舶曾一度被逆风吹回，第二次出发时，风向适宜，于宝龟九年（778年）十月十六日出发，同月二十三日到达肥田国松浦郡桔浦。”“回国启程地点：第一舶，苏州常熟县；第二舶，同上；第三舶，扬州海陵县；第四舶，楚州盐城县。”“经由南路到达唐土的地点和回国时启程的地点，虽有时有些不同，但是大致是一样的。这些地点都在苏州、扬州、明州、楚州等接近扬子江口的地区。”回国的出发时间为“第三舶，九月；第一、二、四舶，十一月”。 《日本续记》宝龟九年（778年）十月乙未条载，日本光仁朝遣唐使回国后，“第三舶副使小野滋野奏称”：到达扬州海陵县后，“臣等八十五人发州入京，…… 持节副使小野朝臣石根……   等四十三人，正月十三日到长安城。”宝龟九年十一月乙卯条载，“第一舶判官大伴继人等奏称”：扬州府都督观察使兼长使陈少游“只许放六十五人入京，十月十六日发赴上都……  减却人数，定二十人。正月十三日到长安。” 从史料中，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推断：日本光仁朝宝龟八年（777年）第十一次遣唐使在持节副使小野石根的率领下，于六月二十四日入海，七月三日到达扬州海陵县。次年回国时的启程地点为，第一、二舶，苏州常熟县；第三舶，扬州海陵县；第四舶，楚州盐城县。其中，第三舶是九月九日离开海陵县的。也就是说，公元777年日本第十一次遣唐使入唐第一站为海陵县。次年回国时，三号船在判官小野滋野的率领下于重阳节从海陵县入海。第三天遇逆风，船被吹上沙滩而损坏，经过修复，于一个月后的十月十六日再次出海，七天后的十月二十三日到达日本肥前。 人们不禁要问：第十一次遣唐使“究竟到过海陵县的何处？”“从海陵县的何处入海？”“三号船在何处修理？”史料上未见载。那么，如东有可能吗？回答是肯定的。 在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分天下为15道，淮南道治于扬州。唐至德元年（756年），置淮南节度使，置广陵等13郡。次年，改广陵郡为扬州，下辖江都、江阳、六合、海陵、高邮、扬子、天长7个县。如东当年属于海陵县。圆仁的《行记》说：“午时到江口，未时到扬州海陵县白潮镇桑田乡东梁丰村（今如东曹埠）……留学僧等到守捉军中季赏宅停留。”“七月一日晓……泛艇从海边行，渐觅江口……其江稍浅，下水手等曳船而行……卖芦人……答曰‘此是大唐扬州海陵县淮南镇大江口’……亦更向淮南镇去。从江口北行十五里许，即到镇家，镇军等申云：‘更可还向于掘港庭’”。这里的“镇”、“守捉军”都是唐朝时的边防军事单位，通常“镇”设大使和副使各一人为负责人。掘港当时即在江口左近处。当第十一次遣唐使船队到达扬子江口的海陵县时，经过多日海上颠簸的遣唐使团必会登陆休整，而后或者溯横江而上，或从内河乘船去扬州。 当年，如东与今南通市区（时称胡逗洲）之间隔着一条横江。胡逗洲，在唐开元十年（722年）时设置盐官，属扬州海陵县，隶淮南道。不久，由于军事上的需要，狼山为浙江西道节度使管辖，狼山北的胡逗洲也就成为浙江西道常州地界了。《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述了唐天宝七年（748年）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时过“常州界狼山”的事。再加上“唐乾符二年（875年），时设狼山镇，置镇遏使，归浙江西道节度使节制。”（《南通市志》）。由此可知，公元748——875年间，胡逗洲和狼山一带均属于常州地界，而不属于扬州海陵县界。而第十一次遣唐使是公元777年到达海陵县的。因此，第十一次遣唐使不可能到达横江以南常州界的胡逗洲、狼山一带，而只能到达位于横江北的海陵县，如东从掘港到双甸一带恰恰首当其冲，具有极大的可能性。 再说，十一次遣唐使回国时从海陵县出发的第三舶，在如东出发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了。王芸生在《古代中日关系之追溯》一文说：这批遣唐使离开长安，“六月，监使杨光耀送至维扬。秋九月，舣船各出扬子江口，候风两月……入海。”这第三舶在海陵县的“扬子江口，候风两月”后入海，不在如东又会在哪里呢？如果在如东以西的江北岸港口入海，那么，从行程上推算，修理船舶的地点很可能在掘港到如东北面的沿海一带。 另外，圆仁等一行来到皋东，绝非偶然，而是早有筹划的。他们这次从南路入唐，其海上航路和方向调度直指大江口一带，圆仁《行记》上的“侧帆指坤”一语，除了用帆方法外还点出了航向；再有，船上有人懂得识别江海水色，遣唐使船接近大陆，多次写水色：“海色浅绿”、“白、绿”“至白水，其色如黄泥，人众咸云，若是扬州大江口流水……”，船上新罗译语说“闻道掘港难过，今既逾白水，疑逾掘港欤？”这充分说明，在圆仁等一行之前，肯定有人到过掘港或者至少到过掘港附近的海域。因为日本第十二次遣唐使在公元804年于福州附近登陆，所以说不定圆仁船上的新罗译语对掘港海域的了解来自第十一次遣唐使船上的新罗译语。这也从侧面印证了第十一次遣唐使完全可能在掘港附近停留过，或者是登陆，或者是启程回国，或者是修理船舶，也许这三者都有可能。 十一  唐使泛海献身  公元770年，年届62岁的日本光仁天皇即位，取年号为宝龟，他于781年去世。他在位的11 年里，曾经两次派出遣唐使团。如前所述，其中于宝龟八年（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派出的第十一次遣唐使很可能到过如东，更有可能从如东启程回国，这要早于圆仁一行50多年。 从《日中文化交流史》所载：“光仁天皇宝龟六年（775年）六月，最初任命正四位下佐伯今毛人为大使、正五位上大伴益立、从五位下藤原鹰取为副使。但到次年十二月，罢免益立等，改任从五位小野石根、从五位下大神末足为副使。到了宝龟八年（777年）四月将出发时，大使今毛人称病不动，朝廷因以石根为持节副使，行大使事。”“宝龟七年（776年）闰八月，庚寅，先是遣唐使船到肥田国松浦郡合蚕田浦，积月余日，不得信风，既入秋季，弥违水候，乃引还于博多大津，奏上曰：‘今既入于秋季，逆风日扇，臣等望待来年夏月，庶得渡海。’是日敕：‘后年发期，一并来奏。’”和王芸生《古代中日关系之追溯》一文所载：“帝御殿，授节刀，命之曰：‘卿等奉使，言语必和，礼患必笃，毋生嫌隙，毋为诡激。判官以下，违者便宜从事！’乃各赉御服。船发至肥前松浦郡，阻风不能前，还博多，请待来岁。寻罢益立，以中左辨小野石根、备中守大神末足代之。八年春，令使者拜神祗于春日山下，行至摄津，今毛人以病引还，令副使持节服紫，假行大使事。燕赏有差。”中，我们可以知道这批遣唐使团因大使佐伯今毛人害怕海上出事而“称病不动”，最后在代行遣唐使大使职责的副使石根的率领下，于宝龟八年（777年）出发，抵达海陵（如东），后到扬州，准备去长安，然而“海陵观察使陈少游言：寇乱以后，馆驿凋散，得中书门下牒，限二十员进京，石根请加二十三人，许之。”这样，其中有43人被批准从扬州出发到长安。“九年（778年），朝见代宗皇帝于宣政殿，时上元日也。逾月，复见于迩英殿”。   四月，在他们准备离开长安回国之际，唐代宗“遣中使赵宝英为押送使”陪同他们回日本，赵宝英时任内侍省掖庭令，是一位宦官。而日本遣唐使持节副使石根考虑到海上航行风险很大，因此向唐代宗婉辞曰：“海路渺茫，风汛无常，万一颠踬，惧损盛意。”但是，唐代宗告诉他已经命人在扬州为赴日使团打造船舶，“诏仍护行”。六月，唐朝赴日使团一行39人在大使赵宝英、判官孙兴进等的率领下与日本遣唐使一行由监使杨光耀陪送至维扬。然而，他们到扬州时发现赵宝英乘的船还没有造好，经过朝廷批准，唐朝的使者便搭上日本遣唐使船。 于是，“秋九月，舣船各出扬子江，候风两月”。 赵宝英坐第一舶，船上还坐着副使小野石根、 判官大伴继人等一百六十多人。于十一月五日从常熟出发，驶进大海，八日，在海上突然遇到强烈风暴。武安隆在《遣唐使》一书中说：“第十一次遣唐使第一船，归途中，副使小野石根等三十八名日本人和唐使赵宝英等二十五名中国人，都被卷入海底。此后，该船被倒下的桅樯打成两半，判官大伴继人和终老唐土的藤原清河的女儿喜娘等四十一人在船尾，另五十六人在船头……”。 从航线和航程推算，唐使赵宝英等中日使节遇难处当在如东以东海域。 唐使赵宝英等25名中国人和38名日本人为了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加强文化交流，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在古代中外交通史上，赵宝英是第一位见于记载奉皇帝之命出使远国的宦官，可以说是郑和的先驱。同时，赵宝英也是唐代历史上唯一以身殉职的遣日高级使臣。 后来，中国使团的其他成员在日本受到十分热烈而隆重的欢迎，日本天皇并且下令为他们返唐专门打造新船。同时任命从五位下布势清直为送唐客使。据《续日本后记》载：在为唐朝副使孙兴进等饯行之际，日本天皇特别“赙赠宝英絁八十匹、绵二百屯，以慰藉死者”。 赵宝英，这位为国捐躯的唐朝赴日使者和曾经到过海陵（如东）的日本遣唐副使小野石根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日友好交流的史册上。（未完待续）

 

 

跨越千年的“遣唐使之旅” （四）

 

时间:2010-08-17 来源:如东快报 作者:吴剑坤 点击: 171 次

十  又一批遣唐使团的抵达和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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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除了第十三次遣唐使到过如东外，还有没有其他批次的遣唐使团到过这一江海交汇的唐寥角嘴呢？”对于这一问题，不少人在苦苦地追索。阅读下面的一些资料后，你定会有惊喜的发现，当然，也许会给你留下无法摆脱的疑问。

 

    日本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一书载：第十一次遣唐使“持节副使小野石根出使时，于宝龟八年（777年）六月二十四日出海，七月三日到达扬州海陵县。回国时，第三舶曾一度被逆风吹回，第二次出发时，风向适宜，于宝龟九年（778年）十月十六日出发，同月二十三日到达肥田国松浦郡桔浦。”“回国启程地点：第一舶，苏州常熟县；第二舶，同上；第三舶，扬州海陵县；第四舶，楚州盐城县。”“经由南路到达唐土的地点和回国时启程的地点，虽有时有些不同，但是大致是一样的。这些地点都在苏州、扬州、明州、楚州等接近扬子江口的地区。”回国的出发时间为“第三舶，九月；第一、二、四舶，十一月”。

 

    《日本续记》宝龟九年（778年）十月乙未条载，日本光仁朝遣唐使回国后，“第三舶副使小野滋野奏称”：到达扬州海陵县后，“臣等八十五人发州入京，…… 持节副使小野朝臣石根……   等四十三人，正月十三日到长安城。”宝龟九年十一月乙卯条载，“第一舶判官大伴继人等奏称”：扬州府都督观察使兼长使陈少游“只许放六十五人入京，十月十六日发赴上都……  减却人数，定二十人。正月十三日到长安。”

 

    从史料中，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推断：日本光仁朝宝龟八年（777年）第十一次遣唐使在持节副使小野石根的率领下，于六月二十四日入海，七月三日到达扬州海陵县。次年回国时的启程地点为，第一、二舶，苏州常熟县；第三舶，扬州海陵县；第四舶，楚州盐城县。其中，第三舶是九月九日离开海陵县的。也就是说，公元777年日本第十一次遣唐使入唐第一站为海陵县。次年回国时，三号船在判官小野滋野的率领下于重阳节从海陵县入海。第三天遇逆风，船被吹上沙滩而损坏，经过修复，于一个月后的十月十六日再次出海，七天后的十月二十三日到达日本肥前。

 

    人们不禁要问：第十一次遣唐使“究竟到过海陵县的何处？”“从海陵县的何处入海？”“三号船在何处修理？”史料上未见载。那么，如东有可能吗？回答是肯定的。

 

    在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分天下为15道，淮南道治于扬州。唐至德元年（756年），置淮南节度使，置广陵等13郡。次年，改广陵郡为扬州，下辖江都、江阳、六合、海陵、高邮、扬子、天长7个县。如东当年属于海陵县。圆仁的《行记》说：“午时到江口，未时到扬州海陵县白潮镇桑田乡东梁丰村（今如东曹埠）……留学僧等到守捉军中季赏宅停留。”“七月一日晓……泛艇从海边行，渐觅江口……其江稍浅，下水手等曳船而行……卖芦人……答曰‘此是大唐扬州海陵县淮南镇大江口’……亦更向淮南镇去。从江口北行十五里许，即到镇家，镇军等申云：‘更可还向于掘港庭’”。这里的“镇”、“守捉军”都是唐朝时的边防军事单位，通常“镇”设大使和副使各一人为负责人。掘港当时即在江口左近处。当第十一次遣唐使船队到达扬子江口的海陵县时，经过多日海上颠簸的遣唐使团必会登陆休整，而后或者溯横江而上，或从内河乘船去扬州。

 

    当年，如东与今南通市区（时称胡逗洲）之间隔着一条横江。胡逗洲，在唐开元十年（722年）时设置盐官，属扬州海陵县，隶淮南道。不久，由于军事上的需要，狼山为浙江西道节度使管辖，狼山北的胡逗洲也就成为浙江西道常州地界了。《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述了唐天宝七年（748年）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时过“常州界狼山”的事。再加上“唐乾符二年（875年），时设狼山镇，置镇遏使，归浙江西道节度使节制。”（《南通市志》）。由此可知，公元748——875年间，胡逗洲和狼山一带均属于常州地界，而不属于扬州海陵县界。而第十一次遣唐使是公元777年到达海陵县的。因此，第十一次遣唐使不可能到达横江以南常州界的胡逗洲、狼山一带，而只能到达位于横江北的海陵县，如东从掘港到双甸一带恰恰首当其冲，具有极大的可能性。

 

    再说，十一次遣唐使回国时从海陵县出发的第三舶，在如东出发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了。王芸生在《古代中日关系之追溯》一文说：这批遣唐使离开长安，“六月，监使杨光耀送至维扬。秋九月，舣船各出扬子江口，候风两月……入海。”这第三舶在海陵县的“扬子江口，候风两月”后入海，不在如东又会在哪里呢？如果在如东以西的江北岸港口入海，那么，从行程上推算，修理船舶的地点很可能在掘港到如东北面的沿海一带。

 

    另外，圆仁等一行来到皋东，绝非偶然，而是早有筹划的。他们这次从南路入唐，其海上航路和方向调度直指大江口一带，圆仁《行记》上的“侧帆指坤”一语，除了用帆方法外还点出了航向；再有，船上有人懂得识别江海水色，遣唐使船接近大陆，多次写水色：“海色浅绿”、“白、绿”“至白水，其色如黄泥，人众咸云，若是扬州大江口流水……”，船上新罗译语说“闻道掘港难过，今既逾白水，疑逾掘港欤？”这充分说明，在圆仁等一行之前，肯定有人到过掘港或者至少到过掘港附近的海域。因为日本第十二次遣唐使在公元804年于福州附近登陆，所以说不定圆仁船上的新罗译语对掘港海域的了解来自第十一次遣唐使船上的新罗译语。这也从侧面印证了第十一次遣唐使完全可能在掘港附近停留过，或者是登陆，或者是启程回国，或者是修理船舶，也许这三者都有可能。

 

十一  唐使泛海献身 

 

    公元770年，年届62岁的日本光仁天皇即位，取年号为宝龟，他于781年去世。他在位的11 年里，曾经两次派出遣唐使团。如前所述，其中于宝龟八年（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派出的第十一次遣唐使很可能到过如东，更有可能从如东启程回国，这要早于圆仁一行50多年。

 

    从《日中文化交流史》所载：“光仁天皇宝龟六年（775年）六月，最初任命正四位下佐伯今毛人为大使、正五位上大伴益立、从五位下藤原鹰取为副使。但到次年十二月，罢免益立等，改任从五位小野石根、从五位下大神末足为副使。到了宝龟八年（777年）四月将出发时，大使今毛人称病不动，朝廷因以石根为持节副使，行大使事。”“宝龟七年（776年）闰八月，庚寅，先是遣唐使船到肥田国松浦郡合蚕田浦，积月余日，不得信风，既入秋季，弥违水候，乃引还于博多大津，奏上曰：‘今既入于秋季，逆风日扇，臣等望待来年夏月，庶得渡海。’是日敕：‘后年发期，一并来奏。’”和王芸生《古代中日关系之追溯》一文所载：“帝御殿，授节刀，命之曰：‘卿等奉使，言语必和，礼患必笃，毋生嫌隙，毋为诡激。判官以下，违者便宜从事！’乃各赉御服。船发至肥前松浦郡，阻风不能前，还博多，请待来岁。寻罢益立，以中左辨小野石根、备中守大神末足代之。八年春，令使者拜神祗于春日山下，行至摄津，今毛人以病引还，令副使持节服紫，假行大使事。燕赏有差。”中，我们可以知道这批遣唐使团因大使佐伯今毛人害怕海上出事而“称病不动”，最后在代行遣唐使大使职责的副使石根的率领下，于宝龟八年（777年）出发，抵达海陵（如东），后到扬州，准备去长安，然而“海陵观察使陈少游言：寇乱以后，馆驿凋散，得中书门下牒，限二十员进京，石根请加二十三人，许之。”这样，其中有43人被批准从扬州出发到长安。“九年（778年），朝见代宗皇帝于宣政殿，时上元日也。逾月，复见于迩英殿”。

 

    四月，在他们准备离开长安回国之际，唐代宗“遣中使赵宝英为押送使”陪同他们回日本，赵宝英时任内侍省掖庭令，是一位宦官。而日本遣唐使持节副使石根考虑到海上航行风险很大，因此向唐代宗婉辞曰：“海路渺茫，风汛无常，万一颠踬，惧损盛意。”但是，唐代宗告诉他已经命人在扬州为赴日使团打造船舶，“诏仍护行”。六月，唐朝赴日使团一行39人在大使赵宝英、判官孙兴进等的率领下与日本遣唐使一行由监使杨光耀陪送至维扬。然而，他们到扬州时发现赵宝英乘的船还没有造好，经过朝廷批准，唐朝的使者便搭上日本遣唐使船。

 

    于是，“秋九月，舣船各出扬子江，候风两月”。 赵宝英坐第一舶，船上还坐着副使小野石根、 判官大伴继人等一百六十多人。于十一月五日从常熟出发，驶进大海，八日，在海上突然遇到强烈风暴。武安隆在《遣唐使》一书中说：“第十一次遣唐使第一船，归途中，副使小野石根等三十八名日本人和唐使赵宝英等二十五名中国人，都被卷入海底。此后，该船被倒下的桅樯打成两半，判官大伴继人和终老唐土的藤原清河的女儿喜娘等四十一人在船尾，另五十六人在船头……”。

 

    从航线和航程推算，唐使赵宝英等中日使节遇难处当在如东以东海域。

 

    唐使赵宝英等25名中国人和38名日本人为了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加强文化交流，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在古代中外交通史上，赵宝英是第一位见于记载奉皇帝之命出使远国的宦官，可以说是郑和的先驱。同时，赵宝英也是唐代历史上唯一以身殉职的遣日高级使臣。

 

    后来，中国使团的其他成员在日本受到十分热烈而隆重的欢迎，日本天皇并且下令为他们返唐专门打造新船。同时任命从五位下布势清直为送唐客使。据《续日本后记》载：在为唐朝副使孙兴进等饯行之际，日本天皇特别“赙赠宝英絁八十匹、绵二百屯，以慰藉死者”。

 

    赵宝英，这位为国捐躯的唐朝赴日使者和曾经到过海陵（如东）的日本遣唐副使小野石根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日友好交流的史册上。

 

来源：如东快报2010年04月16日

 

跨越千年的《遣唐使之旅》（五）

时间:2010-08-17 来源:如东快报 作者:吴剑坤 点击: 77 次

十二 喜娘冒险遂愿回父国

来源：如东快报2010年04年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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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到过海陵（如东？）的日本第十一次遣唐使在回国时带回了冒险遂愿回父国的混血姑娘——喜娘。

    还是在日本宝龟六年（776年）六月时，光仁天皇最初任命从五位下藤原鹰取为第十一次遣唐使副使。藤原鹰取满希望入唐后能够见到二十多年前作为入唐大使的伯父藤原清河。但到宝龟七年（777年）出发时，他因故没能成行，却在次年奉天皇之命，迎接归来的遣唐使和唐朝使团，而且使他又惊又喜的是：见到为了实现其伯父遗愿冒险渡海回来的堂妹——喜娘。

    原来，二十多年前的752年，藤原清河奉日本天皇之命率领第十次遣唐使团入唐。唐玄宗李隆基对他十分赏识，优礼有加，特地让宫廷画家为他画了肖像，收入库藏。还让他参观了府库和三教殿。天宝十二年（753年）他荣幸地受邀参加了朝贺仪式。763年10月，藤原清河圆满完成访唐使命，准备回国，行前，玄宗又制御诗相赐：“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会朝。念余怀义远，矜尔畏途遥。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飙。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藤原清河告别唐玄宗后，与朝（晁）衡（即阿部仲麻吕）及使团其他人员离开长安后，到扬州延光寺拜访了高僧鉴真。鉴真在十年中，五次渡海赴日，五次失败，而且双目已经失明。藤原清河对鉴真十分敬仰，诚恳邀请鉴真一同去日本传法，并且做了周密安排。经过一番周折后，他们终于于十一月中自苏州顺江而下。鉴真乘副使的第二船入海后，历尽风险，到达日本，藤原清河在帮助鉴真到日本过程中发挥很大的作用，为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写下了不朽的篇章。可是，他本人与朝衡乘的第一船出海后，不幸遇到海上风暴，漂到安南（越南），人们都以为该船已失事，朝衡的好友著名诗人李白写了《哭卿晁衡》来哀悼他。在安南，藤原清河遭到当地人的袭击，同船180多人，大多遇难，仅藤原和朝衡等十余人幸免，于次年六月辗转回到长安。唐玄宗对藤原清河生还很高兴，任命他为秘书监。他久居长安十数年，并且和一位中国女子结婚，生一女儿，取名喜娘。公元770年，73岁的藤原清河去世。

    藤原清河生前，虽然身在唐土，但心系祖国，频频请人带信给天皇，表示希望回国的愿望。日本朝廷对他也念念不忘，屡次加官进位，公元760年遥授文部郎，公元763年遥授文部卿兼常陆守，公元764年进从三位，由“遣唐大使”被改任为“在唐大使”。 公元777年，时值唐代宗大历十二年，日本第十一次遣唐使船抵达海陵（如东？）后，经过扬州到达长安，持节副使小野石根准备接藤原清河回国，然而藤原清河已经去世，小野石根把日本天皇的诏书交给喜娘的母亲。据《日本续记》载，天皇敕藤原清河书曰：“汝奉使绝域，久经新序，忠诚远著，消息有闻。故今回聘使，便命迎之。仍赐絁一百匹、细布一百端、砂金大一百两。宜能努力，共使归朝。相见非赊，指不多及。”此时，年已十三的喜娘不忘父亲的遗愿，她想回到父亲的祖国去看一看。她向小野石根说出了自己决心不惜一切，东渡赴父国的想法，唐代宗得知后，很为赞赏，命令聘唐使赵宝兴等护送遣唐使返日，照顾喜娘的安全，带着礼品启程。

    到了扬州后，准备坐日本遣唐使的船出发时，赵宝兴和小野石根把喜娘安排和他们一起坐上第一舶。可是，没有料到，入海不久，“遭飓船坏，舳舻断为二。石根、宝英等六十三人皆溺。”判官大伴继人爬到船尾部，“十一日五更，帆樯倒于船底，断为两段，舳（船尾）轳（船头）各去，未知所到……四十余人累居方丈之舳……。脱却衣服，裸身悬坐，米水不入口已经六日”十三日，船尾终于漂到日本天草郡西仲岛，喜娘与大伴继人等41人九死一生，爬到岸上，“不任欢幸之至”（《续日本记》）。同船的包括唐朝使者在内的另外56人也于11月13日漂到日本。

    唐朝判官孙兴进与日本“判官小野滋野的第三舶先在海陵县（如东？），九月九日遇正南风而出发，三日后，风向逆转，搁浅沙上，破损严重，经过修理后，于十月十六日再度（从如东？）出发，二十三日到达日本”。

    由于唐朝大使赵宝兴海上遇难，由判官孙兴进代行其职。因遣唐持节副使小野石根也同时遇难，于是判官小野滋野于“十月，至肥前橘浦，归报情事，且请接待送使之仪，乃遣左少辨藤原鹰取等迎劳之，命安艺预再造送客船二舶。十年，末足等还自唐。夏四月，唐使孙兴进、秦衍期入日都，遣将军发六位以下子弟八百充骑兵，虾夷二十人充仪卫，迎之城门外。入见日皇，致国书信物。日皇先问天子安，及途次供奉如礼否？慰劳甚至，设飨于朝堂，赠绵三千纯。右大臣大中臣清麻吕又延请私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古代关系之追溯》）。这个负责迎宾的藤原鹰取便是喜娘的堂兄。

  《古代中日关系史》对喜娘回国后的情况有如下的记载：“混血少女喜娘，继父之志，束装东渡，历尽风涛之险，终于如愿以偿；入京之日，满城沸腾，藤原氏一族激动不已，观者无不钦佩感叹……喜娘的壮举，创造了古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大奇迹，他是古代中日关系史上见于记载的少数几位踏波渡海的女性之一”。后来，喜娘随唐朝使者一起平安地回到中国。

   不久，在779年日本天皇追赠藤原清河从二位，以褒其“衔命先朝，修聘唐国”之劳。此前，藤原清河家人舍家为寺，号齐恩寺。到了836年，又赠从一品。

    正因为第十一次遣唐使入唐第一站到达海陵（如东？），才使我们对喜娘的故事平添了一分兴趣。

十三  送别赠诗寄深情

    在日本派遣入唐使团的过程中，中日文人、僧侣等，通过切磋学术、钻研佛法、诗词赠答等形式，有力地促进了两国的文化交流，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第十三次遣唐使团中的许多成员当年就与我国一些著名诗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们即将归国时，唐朝诗人们纷纷赋诗相赠，以表恋恋不舍之情。今天，我们还能找到其中的多首唐诗。

    唐朝著名诗人皮日休、陆龟蒙、颜萱因志趣相同，结为好友。皮日休（843—883），字逸少，后改为袭美。唐咸通八年进士，曾任著作郎、太常博士。陆龟蒙（？——约公元881），姑苏人。字鲁望，“举进士落第，曾为苏郡从事”。一度做过湖州、苏州刺使的幕僚。后隐居松江甫里（今苏州甪直），今甪直仍留有陆龟蒙祠。陆龟蒙与皮日休为诗文交，其诗文与皮日休齐名，并称“皮陆”。颜萱，字弘至，江南进士。与皮日休、陆龟蒙亦为诗文交。这三位诗人都与曾经到过掘港的日本“传灯大师”圆载有深交。

    胡昌新在《上海水史话》一书的《吴淞江唐诗纪行》一文中讲述了一件事。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圆载携带了大批佛教经典和佛教文物，来到吴淞江的青龙镇（今上海青浦县白鹤乡）的隆福寺。青龙镇是吴郡对外的港口，圆载准备乘唐朝商人李延孝的船泛海归国。刚就任苏州刺史参事不久的皮日休奉刺史崔璞之命，为日本僧人去送行。皮日休领命后，找到隐居在家的陆龟蒙，专程赶到青龙镇，为圆载送行。

   在饯行时，皮日休以《送圆载上人归日本》为题赋诗一首：

讲殿谈余著赐衣，椰帆却返旧禅扉。
贝多纸上经文动，如意瓶中佛爪飞。
飓母影边持戒宿，波神宫里受斋归。
家山到日将何人，白象新秋十二围。

    诗中前四句恭贺圆载深得佛法精义，后四句则是对旅途祝福。即使遭遇飓母恶浪，凭上人的佛行，“飓母”（台风风神）会招待住宿，“波神”会设宴吃斋，必能逢凶化吉，平安回到日本国，颇有传奇色彩。诗的最后以象征佛法无边的白象来比喻圆载在唐学习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在临别之际，皮日休感到意犹未尽，又以《重送圆载上人归日本国》为题，吟下了：

云涛万里最东头，射马台深玉署秋。
无限属城为裸国，几多分界是亶州。
取经海底是龙藏，诵咒空中散蜃楼。
不奈此时贫并病，乘桴直欲伴师游。

    在这第二首诗里，皮日休表示若我不是像现在这样又穷又有病的话，真想像当年孔子说的那样乘上筏子和你一起渡海到你家乡去。

    看到好友袭美（皮日休之字）连赋两首送别诗，陆龟蒙按捺不住，步皮诗之韵，遂以《和袭美重送圆载上人归日本国》为题写下了：

只应遥拜望斜晖。老思东极尽岩扉，
欲待秋风泛舶归。晓梵阳鸟当石磬，
夜禅阴火照田衣。见翻经轮多盈箧，
亲植杉松大几围。遥想到时思魏阙，

    以这首和诗赞扬圆载刻苦钻研佛经和翻译经书的劳苦。

    当获悉圆载师徒们将带着许多典籍上船，于是陆龟蒙又以《闻圆载上人挟儒书洎释典归日本国更工一绝以送》赋诗一首：

九流三藏一时倾，万轴光凌渤澥声。
从此遗编东去后，却应荒外有诸生。

    由这首诗的标题可以看出，日本入唐僧人回国时，不仅带回许多佛典，而且带回许多儒家书籍。陆龟蒙在这首诗中赞扬圆载佛学高深受到皇上的赏识，此次归国带回很多佛家典籍应该是最好的礼物。

    在《全唐诗》中收有颜萱的三首诗，其中有一首为圆载而作的《送圆载上人》：

师来一世恣经行，却泛沧波问去程。
心静已能防渴鹿，毂喧时为骇长鲸。
禅林几结金桃重，梵寺重修铁瓦轻。
料得海乡无别利，只应先见日华生。

    根据《唐音癸签》一书所载：唐代文人踊跃于幕府供职，“吴郡（刺史）崔璞幕府中，以皮日休为从事，有吴中文士陆龟蒙、颜萱”、“ 崔璞领吴郡，皮日休为从事，有吴士陆龟蒙、颜萱，共撰《松陵集》。”由此可见，颜萱这首诗也应是在青龙镇与圆载临别时所作。

    在《全唐诗》中收录栖白的十六首诗。栖白为僧人，唐宣宗时曾居养福寺，为内供奉，唐皇曾赐紫袈裟。有“诗僧”之称。与圆仁交往甚多。在圆仁即将回国之际，栖白赋五言诗一首：

家山临晚白，海路信归桡。
树灭浑无岸，风声只有潮。
岁穷程未尽，天末国仍遥。
已入闽王梦，香花境外邀。

    诗中表现诗人对好友圆仁归途遥远、一路奔波的担忧。脉脉深情隐现于字里行间。这首诗以《送圆仁三藏归本国》为题收录于《全唐诗》之中。奇怪的是，在圆仁的《行记》中，对此却未见片言只语。

 

来源：如东快报2010年04年23日

 

跨越千年的“遣唐使之旅”（六）

 

 

 2010-05-23 14:01:36|  分类： 如日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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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圆仁日记及其留下的历史谜团

著名的圆仁日记即圆仁所写的《大唐求法巡礼行记》（以下简称为《行记》），是圆仁用中文撰写的一部日记体著作。全书虽非逐日记载，但基本按日分则。所载时间自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六月十三日起，至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十二月十四日止，时间跨度达九年七个月之久。全书约8万字，分为4卷。其中第一卷就叙述了西渡入唐途中与入唐之初到达掘港国清寺经马塘抵扬州的情况。

《行记》写成后，曾广为传抄。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来中国的日僧成寻向宋神宗敬献礼品时，只献了《行记》一、二、三卷，第四卷隐藏未进，因其中涉及唐王朝“会昌排佛”恶行，圆仁语多愤怨之词。《行记》抄本在僧侣间流传甚久，但以后曾有长达五个多世纪的时间湮没无闻，人们以为失传了。直到日本明治十六年（1883年），才在日本东京都东寺观智院所藏文献中发现公元1291年的古抄本。这一发现震惊了日本朝野。日本学者称《行记》为“东洋学界至宝”，它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上一部珍贵的文献，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东方见闻录》一起，并称为“东方三大旅行记”，在世界文化史上享有盛誉。《行记》内容丰富，文笔生动，是一部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具有广泛的史料价值和非常深远的历史影响，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外人士的关注。明治三十六年（1907年），日本书刊行会将《行记》出版，此后又有多个版本问世。上世纪初，日本堀一郎博士将《行记》由中文译成日文并加了注解。

《行记》——通如地区的珍贵史料

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国对《行记》的研究开始起步，1936年发行了石印本。曾任掘港西方寺住持的范成法师在镇江看到这一石印本后，顿觉眼前一亮，尤感兴趣的是第一卷记录了江苏江北地区唐代建置、山川、物产（特别是盐产）、交通、宗教、风俗民情方面的第一手资料，便经上海佛教净业社影印了手抄本之第一卷。该书后记中特别说到：“惟首册中言及如皋掘港各节，与梓里历史关系重大，今特选再版……以供同志研究。”参与其事的还有如皋籍的常惺法师和几位曾经游学日本的僧徒。曾与弘一法师李叔同义结金兰、号称“天涯五友”的沪上书法名家袁希濂为该书题签。

《行记》第一卷是了解通如地区唐代历史地理和对外交往的重要历史文献，是“掘港”、“国清寺”等最早见诸于文字的珍贵史料，也是遣唐使团泛海时出生入死的感人记录。

《行记》开始部分就说到：“（承和五年六月）廿八日早朝，鹭鸟指西北双飞。风犹不变，侧帆指坤。巳时至白水，其色如黄泥。人众咸云：‘若是扬州大江流水。’令人登桅子见，申云：‘从戌亥会，直流南方，其宽廿余里。’望见前路水还浅绿。暂行不久，终如所申。大使深怪海色还为浅绿，新罗译语金正南申云：‘闻道扬州掘港难过，今既逾白水，疑逾掘港欤？’未时，海水亦白，人咸惊怪。令人上桅见陆岛，犹称不见。风吹不变，海浅波高，冲鸣如雷。以绳结铁沉之，仅至五丈”。这是我们所能看到的记载有“掘港”地名的最早的文字史料；同时，我们也得知：日本使团中还有韩国人金正南。

《行记》接着说到泛海航行所遇到的风险：“乍惊落帆，桅角摧折两度。东西之波互冲倾舶，桅叶着海底，舶橹将破，仍截桅弃柁，舶即随涛漂荡。东波来，船西倾；西波来，东侧，洗流船上，不可胜计。船上一众，凭归佛神，莫不誓祈，人人失谋。使头以下，至于水手，裸身紧逼裈，船将中绝，迁走橹舳，各觅舍处。结构之会，为澜冲，咸皆差脱，左右栏端，结绳把牵，竞求活途。淦水汛满，船即沈居沙土，官私杂物，随淦浮沈。

廿九日晓，潮涸，淦亦随竭。令人见底，底悉破裂，沙埋搙栿，众人设谋：‘今舶已裂，若再逢潮生，恐增摧散欤！’仍倒桅子，截落左右橹棚，于舶四方建棹，结缆搙栿。亥时，望见西方遥有火光，人人对之莫不忻悦。通夜瞻望，山岛不见，唯看火光。

（七月）二日，早朝潮生，进去数百町许，西方见岛，其貌如两舶双居（今有学者认为，此即为今天的双墩——作者注）。须臾进去，即知陆地。流行未几，遇两潮洄洑，横流五十余町。舶沈居泥，不前不却。爰潮水强遄，掘决舶边之淤泥，泥即逆沸，舶卒倾覆，殆将埋沈。人人惊怕，竞依舶侧，各各带裈，处处结绳，系居待死。不久之顷，舶复左覆，人随右迁，随覆迁处；稍逮数度，又舶底第二布材折离流去。人人销神，泣泪发愿。”从上面这段文字中，我们可知遣唐使团成员们所经历的生死际遇。

后来，他们终于松了一口气。《行记》说：“当戌亥隅，遥见物随涛浮流，人人咸曰：‘若是迎舶欤？’疑论之间，逆风迎来，终知是船也。见小仓船一艘乘人，先日所遣射手壬生开山、大唐人六人，趍至舶前，爰录事以下，先问大使所着之处，答云：‘未知所着之处。’乍闻惊悲，涕泪难耐。即就其船，迁国信物。录事一人、知乘船事二人、学问僧圆载等巳下廿七人，同迁乘之，指陆发去。午时到江口。未时到扬州海陵县白潮镇桑田乡东梁丰村。日本国承和五年七月二日，即大唐开成三年七月二日，虽年号殊，而月日共同。留学僧等到守捉军（唐代，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其下则有城、镇，所以“守捉”和后文中的淮南镇、如皋镇之“镇”均为军事单位————作者注）中季赏宅停宿。”由此可知，圆仁、圆载一行看到从水路迎接他们的“大唐六人”时，转忧为喜，终于在东梁丰村（今曹埠镇）住下。

关于日本遣唐大使藤原等人因为船舶失事后的去向，《行记》说：“闻大使以六月廿九日未时离舶，以后漂流之间，风强涛猛，怕船将沈，舍碇掷物，口称观音、妙见，意求活路，猛风时止。子时流着大江口南芦原之边。七月一日晓，潮落，不得进行。令人登桅头看山闾，南方遥有三山（今有学者认为，此三山为狼山等山——作者注），未识其名，乡里幽远，无人告谈。若待潮生，恐时久日晚，不能拯济船上之物，仍以绳系船，曳出海边。人数甚少，不得摇动，判官以下，取缆引之。未时，泛艇从海边行，渐觅江口。终到大江口（大江口即为当时的横江口——作者注），逆潮遄流，不可进行。其江稍浅，下水手等曳船而行。觅人难得，傥逢卖芦人，即问国乡，答云：‘此是大唐扬州海陵县淮南镇大江口（横江南为常州界的胡逗洲，淮南镇位于横江北——作者注）。’即召其商人两人上船，向淮南镇，从水路而到半途，彼两人未知镇家，更指江口却归。日晚，於江口宿。二日晚，彼二人归去。近侧有盐官，即差判官长岑宿祢高名、准录事高丘宿祢百兴，令向镇家，兼送文条。即盐官判官元行存，乘小船来慰问，使等笔言国风。大使赠土物，亦更向淮南镇去。从江口北行十五里许，既到镇家，镇军等申云：‘更可还向于掘港庭。’即将镇军两人归于江口。垂到江口，判官元行存在水路边申云：‘今日已晚，夜头停宿。’随言留居，劳问殊深，兼加引前之人。”由此可知，淮南镇离掘港不太远；遣唐大使藤原等人也受到当地盐官判官元行存和民众的热情接待。

大使藤原长嗣等人终于与先行到达的圆仁、圆载一行会合于东梁丰村（今曹埠）。圆仁在《行记》里这样写道：“三日丑时，潮生。知路之船引前而赴掘港庭。巳时，到白湖口，逆流极遄。大唐人三人并本国水手等，曳船截流，到岸结缆，暂待潮生。于此闻第四舶漂着北海。午时，仅到海陵县白潮镇管内守捉军中村。爰先于海中相别录事山代氏益等卅余人迎出，再得相见，悲悦并集，流泪申情。爰一众俱居此间，雇小船等运国信物，并洗曝湿损官私之物。虽经数日，未有州县慰劳，人人各觅便宿，辛苦不少。请益法师与留学僧一处停宿。从东梁丰村去十八里，有延海村。村里有寺，名国清寺。大使等为憩漂劳，于此宿住。”原来他们历尽周折，终于来到国清寺。“掘港庭”、“ 国清寺”也最早出现于这段文字。“掘港庭”之“庭”可能是“亭”。唐代时，“亭”为烧盐之地。他们到掘港后，“九日巳时，海陵镇大使刘勉来慰问使等，赠酒饼，兼设音声。相从官健、亲事八人，其刘勉着紫朝服，当村押官亦同着紫衣。巡检事毕，却归县家。”可见当地官员对他们十分热情。

“十二日，从东梁丰村取水路运随身物，置寺里毕……。留学僧等住东丰村。

十三日，大热，未时雷鸣。自初漂着以来，蚊蝄甚多，其大如蝇，入夜恼人，辛苦无极。申时，留学僧来，同居寺里，患赤痢。

十四日……，开元寺僧元昱来，笔言通情，颇识文章，问知国风，兼赠土物，彼僧赠桃果等。近寺边有其院，暂话即归去。“十七日午时，射手大宅宫继与押官等十余人，从如皋镇家将卅余草船来”。

他们在如东停留了半个月左右，于“十八日早朝，公私财物运舫船。巳时，录事已下，水手巳上，从水路向州去。水牛二头以系卌余舫，或编三艘为一船，或编二只为一船，以缆续之。前后之程，难闻相唤，甚征稍疾。掘沟宽二丈余，直流无曲，是即隋炀帝所掘矣。雨下辛苦，流行卅余里。申时到郭补村停宿。入夜多蚊，痛如针刺，极以艰辛。通夜打鼓，其国之风，有防援人，为护官物，至夜打鼓。”从掘港出发花了三个时辰经30余里水路到郭补村，可知“郭补村”即今天马塘。

“十九日寅时，水牛前牵进发，暗云无雨。卯时听鸡声，始有吴竹林，及生粟、小角豆等。……午时，到临河仓铺。竟夜进行。”从郭补村花了四个时辰经水路到达临河仓铺，可知“临河仓铺”应当在双甸或石甸一带。

“廿日，卯毕，到赤岸村。问土人，答云：‘从此间行百廿里，有如皋镇。’暂行有堰，掘开坚壕发去，进堰有如皋院。专知官未详所由。船行太迟，仍停水牛，更编三船以为一番；每番分水手七人，令曳舫而去（因为一共有40余只船，共分为10多“番”，照此推算，水手大约有100人上下——作者注）。暂行人疲，更亦长续系牛曳去……盐官船积盐，或三四船，或四五船，双结续编，不绝数十里，相随而行。乍见难记，甚为大奇。”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在唐朝时如东一带便是产盐之地。

上面这些文字对于如东来说十分重要而珍贵。难怪范成法师要特地将《行记》印行传世。

《行记》的多种版本

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顾承甫、何泉达两先生点校的《行记》。说来也巧，此书由擅长排印古籍的如东印刷厂排印。此次的印行为《行记》在国内、在如东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阶段。由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先生历时十年详加修订校注的《行记》于1992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2007年12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圆仁《入唐求法礼巡行记》。2008年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了《行记》的精装本。

在中日以外的国度里，具有重要影响的首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赖肖尔博士（16岁以前曾随父母在日本生活，1961年至1966年出任美驻日大使）于1955年将《行记》译成英文，并加了近1600条注解，作为其博士论文，后来冠以《圆仁日记——一个到中国求法朝圣者的记录》书名出版，第一次向西方读者介绍《行记》和圆仁，引起很大反响。继而又有法译本、德译本先后问世。随着《行记》各种文字版本的印行，如东的“掘港”、“东梁丰村”、“郭补村”、“国清寺”被越来越多的中外读者所知晓，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向了南通、如东和如皋……

《行记》留下的历史地理之谜

然而，《行记》中对遣唐使团在如皋以东的行程由于一千多年来地貌巨变和古地名难考，而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历史谜团。如《行记》中所涉及的“淮南镇”、“白潮镇”后世都湮没无闻。按唐制，边戌大者称军，小者称守捉、城、镇，淮南、白潮镇和掘港镇可能属于戌边的建置。可是对于淮南镇、白潮镇位于今天何处，学者们分歧很大，如对于“淮南镇”，有认为即今之平潮镇的，有认为在掘港东北处的；对白潮镇有认为即今之白蒲镇，亦有对此存疑；对“三山”有认为即今之狼五山，也有认为是海中沙岛；还有认为“东梁丰村”在延海村之东等等。由于地名久已湮没无闻，因此有不少人做了一系列的猜测和推断，这些历史留下的谜团有待于人们进一步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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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千年的“遣唐使之旅”（七）

 

 2010-05-23 14:10:34|  分类： 如日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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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行记》的研究及其影响

最近二十年来，国内不少地区谈及《行记》的书籍和文章越来越多。以下主要就与通如地区有关的情况作一简介。

1989年，南通博物苑苑长徐冬昌先生在《东南文化》上发表《圆仁从日本到扬州的一段旅程——〈行记〉读后》一文。该文对日本遣唐使在通如地区的旅程深有研究。

1993年，《江苏文史资料》第38辑刊发了由江苏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如东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如东县佛教协会编写的《国清寺》一书，书名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著名书法家赵朴初先生题签，书中记载了圆仁及其如东之行的有关史料。

1994年，旅日女画家、国画大师傅抱石的女儿傅益瑶历时4年创作完成了巨幅国画《圆仁入唐求法巡礼图》和《佛教东渐图》等25幅作品，这些画作分别被珍藏于日本十几所著名的天台宗寺庙里。傅益瑶出版了《圆仁入唐求法巡礼图册》。

1995年下半年，如皋博物馆徐琛先生在《东南文化》第四期上发表《圆仁入唐求法通如之旅路线考》一文。并应日本东京都国学院大学校长上田贤治教授之邀请，于11月赴日与日本国学院和庆应义塾大学进行了为期24天的关于圆仁在通如行程方面的学术交流活动。

上世纪九十年代，南通市文联季歇生先生以圆仁皋东之行为主要题材创作了《圆仁访唐》民间歌舞剧。

2004年，南通《翰墨林》四、五期合刊中发表了历史地理学者陈炅先生的《日遣唐使团在如皋以东行程地名的考证》一文，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见解

2009年7月20日《南通日报》发表了王其银先生的《那一天，运盐河盛况空前——读圆仁僧〈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文。

《行记》的影响是深远的，就连研究中秋节来历的学者也从中寻找根据。2006年3月江苏省召开的苏商领袖年会上，副省长李全林在开幕词中谈及苏商历史时，特别以《行记》中对唐代江苏商贾云集繁荣状况的描述作为重要佐证。

十六 跨越千年的“遣唐使之旅”

在日本，有不少人读了《行记》后，萌发了重现遣唐使之旅的激情，并且将其付诸于行动，就如上世纪末中国有些青年人重走长征路那样，他们与一千一百多年前的先人共同完成了跨越千年的“遣唐使之旅”。

据作者所知，最近二十年中来到江苏的主要有以下一些。

1993年，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绀野敏文夫妇曾为踏查遣唐使和圆仁在南通地区的行踪专程来华。

1995年，由日本徒步协会、朝日新闻社主办，以日本外务省、文部省、环境厅、日中友好协会和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为后援，组成“平成遣唐使”踏查队，一行10人在日本徒步协会会长铃木靖民带领下，于3月29日从日本最早的都会——藤原京（今奈良县檀原市）徒步出发到大阪后乘船于4月2日抵上海。《新民晚报》、《扬子晚报》相继作了多次报道。踏查队4月4日在上海鲁迅公园举行出发仪式，计划乘船到扬州，然后踏着他们祖先远渡大唐求法的脚印，徒步经苏、皖、豫、陕，最后到达西安，日行30公里。行前铃木教授原本请南通博物苑徐冬昌先生引领在南通地区踏查，徐冬昌先生因身体欠佳，转请如皋博物馆徐琛先生陪同。踏查队于4月7日下午经如皋辗转来到掘港，于掘港东营中巷察看了国清寺遗址，然后前往掘港西南约18里处的曹埠胜利街（唐代为“梁丰村”）圆仁一行登陆处踏勘，同时还考察了当年遣唐使团乘船驶往扬州的运盐河。踏查队成员若林干生先生则于4月28日在日本《朝日新闻》上发表关于踏查队皋东等地之行情况和观感的文章。

2000年8月，日本朝日电视台《慈觉大师见闻录》摄制组专程来华，追寻1162年前圆仁和尚留在如东、青州、五台山、西安等地的足迹，再现当年遣唐使团的历程。为了增加收视率，作为日本最大的民间放送传媒之一的朝日电视台特邀日本著名女演员药师丸博子担任这部专题片的主持人。药师丸博子曾获得过日本高琦电影节女主角奖和日本放送文化基金奖等，是日本影、视、歌坛三栖明星。8月13日，朝日电视台制作部部长、专题片制片人一行来到掘港，到国清寺、曹埠胜利街圆仁登陆处等地采访拍摄，并由我县民俗专家赵志毅先生客串主持。此片在日本播放时取得了良好的反响。客人临别前，向国清寺赠送了日文版《慈觉大师传》一书。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03年10月号发表了时任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的夫人、日本学者阿南史代女士《追寻日本的玄奘——圆仁足迹》一文。

2006年1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举办《追寻圆仁的足迹——阿南史代摄影展》，影展中有阿南史代在如东兵房、掘港等地拍摄的镜头。不久，该影展又在扬州举行。

英国著名作家戴尼斯在退休后读到《行记》，遂下重走圆仁之路的决心，2006年，74岁的戴尼斯从扬州开始了他的行程。

不久前，有媒体报道说，为了纪念在中日两国交流史上作出巨大贡献的“遣唐使”，同时也是为了庆祝在上海举办的“上海世博会”，由日本角川文化振兴财团主办，读卖新闻公司机构作为后援，成立了“遣唐使船再现项目执行委员会”。他们计划复原的遣唐使船为日本设计、中国制造，船造好后先运回日本，先于5月按照当年遣唐使船的航行路线行驶一段路程，而后装入运送船，运到上海，参加于6月13日开始的上海世博会“日本周”日本馆的展出活动，尔后还要到扬州访问。另外，日本大阪市计划在今年7、8月间派遣30余名高中生，乘坐名为“憧憬号”的帆船，沿一千多年前的遣唐使航行路线，用一周时间由大阪航行到上海。在途中，这些“小遣唐使”们还将学习如何用帆船“赴唐”。

十七 美国奇女子与中日的奇缘

也正是由于圆仁与皋东人当年的交往，便引出了一千多年后，一个日本女士为了寻访圆仁当年的足迹，专程来到如东兵房海边，来掘港国清寺，从而与如东结下了不解之缘。她，就是阿南史代。

阿南史代原籍美国，出生于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原名维珍雅，年轻时就迷上了中国的历史和地理，她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中心主修中国历史和地理，并先后取得东西历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67年获得奖学金赴台湾师范大学国语中心留学，在此期间与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的日本留学生阿南惟茂相识，阿南惟茂是一位刚进入日本外务省不久的年轻外交官。1970年，维珍雅与阿南惟茂结婚后取得日本国籍，遂改名为阿南史代，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1972年，给出生不久的儿子取名友亮，取友人和诸葛亮之意。

自1983年开始，阿南惟茂先后出任日本驻华大使馆的参赞、公使，直至大使。阿南史代用长达20年的时间研究北京历史遗迹，在这期间，阿南史代的《寻访北京古迹》一书出版。为了探讨日中佛教的法缘亲情，重温和研究圆仁入唐求法的心路历程，阿南史代根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记述，以顽强的意志踏古访今。她从日本福冈出发，渡海到江苏，经扬州、开封到西安，尔后到五台山，再到青州、蓬莱，最后从文登回到日本，为追寻前贤之路，这其中断断续续经历五年，并拍摄了大量的资料照片并根据踏查考察时采访的资料写成了“追寻日本的玄奘——圆仁足迹”一文。2003年10月份《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刊载了此文及数十幅照片，其中含有在如东兵房圩岸村的所见所闻，有如东渔民乘坐拖拉机行进在海涂上和国清寺外景的照片。2006年1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举办《追寻圆仁的足迹——阿南史代摄影展》，摄影展中的那些记录当年圆仁途经之地的寺院佛塔、山川河流以及风土人情的现实照片，从历史地理研究的角度反映了中国社会在千年历史长河中的发展变化，以及中日两国源远流长的友好交流史。摄影展引起了各大媒体的关注。2006年3 月，这些照片在扬州平山堂展出时，即将离任的阿南惟茂和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官员专程到扬州参加了开幕式。2007年9月，五洲传播出版社以中、英、日3种文字同时推出阿南史代专著《追寻圆仁的足迹：在当代中国重走日本高僧入唐求法之路》一书。

正因为圆仁，阿南史代在其研究的文章中，在摄影展中频频提到如东，她与如东结下了不解之缘，正如亚洲周刊2005年5 月18日以“美国奇女子与中日的奇缘”为题的专访中所说的，她与如东，也有一份奇缘。

十八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曾有多家媒体报道说，2008年农历十一月初七，原日本国会议员大内孝一率领日方组团旅行社以及东京日报社长的“日本圆仁入唐求法之旅访问团”到山东荣城考察。他协同日本山形县政府和观光局于2009年4月14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圆仁大师诞辰日在日本立石寺举行“纪念圆仁大师诞辰1200周年”撞钟盛大纪念仪式和活动。与此同时，与圆仁结下佛缘的中日韩三国约80家寺院于当日北京时间8点同时鸣钟纪念。经过电视台报道后，引起很大轰动。荣城派了一个团组专门赴日参加这个活动。

上面这则消息必定会使那些善思者意识到：“遣唐使”这张牌可以成为旅游方面的一张王牌。

事实上，由于“遣唐使”包括《行记》和“圆仁”在中日交流史上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不仅扬州、连云港为发展旅游，纷纷打出遣唐使牌、圆仁牌，山东、山西、陕西都有许多新的招数。如海州建圆仁苑，山西五台山竹林寺新建了圆仁纪念堂，堂内安放着圆仁贴金塑像，竖立于1942年的汉白玉纪念碑，碑身上镌刻的“日本入唐求法沙门圆仁慈觉大师御研钻之灵迹”被整饰一新。山东荣城在赤山禅院投资2800万元，建“圆仁入唐展览馆”和“赤山阁”两大部分，建筑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西安市于2008年举办了大型旅游、学术、宗教活动，纪念圆仁法师入唐1170年。次年西安市又组织了“圆仁入唐之路考察行”。

面对这些信息，我们该怎么办？回答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完全可以比人家做得更好。因为，我们拥有为连云港、荣成等地所羡慕的日本遣唐使团曾经三到如东这一重要历史资源；因为，我们正在全力打造三张名片……我们可以在借鉴外地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创新。

从基础工作来说，需要软硬兼施，双管齐下。

一方面，除了加强对外宣传外，还需要加强基础性研究，举行“遣唐使与如东”专题研讨会、报告会，甚至可以邀请国内外包括日本方面有关人士参加；组织编写乡土教材，供中小学使用；组织创作相关书画、诗词、小说作品；组织力量编写旅行社导游用的解说词，并且组织培训；组织力量编写历史剧、电视剧剧本，并且创造条件排演、拍摄等等；邀请日本“憧憬号”之船和船员访问洋口港；国清寺参与中日韩佛界的纪念圆仁的宗教活动；争取与日本大阪市结成友好市等等。充实、修改县旅游发展规划，将遣唐使的内容作为旅游历史人文的一个重要方面。

另一方面，需要建一些标志性的纪念建筑物，例如：日本遣唐使登陆纪念亭；圆仁、圆载、圆行、常晓纪念堂，遣唐使展览馆；长眠于掘港的日本第十三次遣唐使水手长全伯继人纪念碑；唐朝赴日大使赵宝兴塑像；喜娘塑像；《行记》文译碑；唐朝皮日休、陆龟蒙等著名诗人为圆载、圆仁的赠别诗碑。特别要在国清寺内形成一定规模的纪念性建筑。保护好掘港东营内原国清寺的“德井”；在四号街区基建过程中，密切注意原国清寺遗址处可能的出土物品，一经发现，必须立刻加以保护、保存。

上述管见，仅为抛砖引玉，县各有关方面需要多方发动，广泛征求建议，通盘考虑，形成一个比较全面的长远规划，分步实施。（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