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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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周有光
别 名
周耀平
国 籍
中国
民 族
汉族
出生地
江苏常州
出生日期
1906年
职 业
我国著名经济学、语言文字学家
目录
1人物简介编辑
周有光，经济学教授，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曾祖父是清朝的官员， 同时也在常州经营棉纺、织布、当铺等产业。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军攻打常州，他的曾祖父全力支持清军守城，以家产供守城清军军饷，后常州城被攻破，曾祖父投水自尽，周家的雄厚家财尽失，从此家道开始衰败。
周有光一生充满传奇，早年专攻经济学，曾经留学日本并在美国工作，他是屈指可数的与爱因斯坦面谈过的中国人。解放后回上海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1955年受命改行至文字改革领域，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
2人物生平编辑
周有光家族的祖籍为江苏宜兴，周有光的曾祖父是清朝的官员，同时也在常州经营棉纺、织布、当铺等产业。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军攻打常州，他的曾祖父全力支持清军守城，以家产供守城清军军饷，后常州城被攻破，曾祖父投水自尽，周家的雄厚家财尽失，从此家道开始衰败。
1927年光华大学毕业。
1933年4月30日，与张允和结婚。
结婚后夫妇同往日本留学。因仰慕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ja:河上肇），周有光离开原本就读的东京大学，转考入京都大学，但河上肇在1933年1月就已经被逮捕入狱，周有光未能如愿作成河上肇的学生。
1934年4月30日——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一周年纪念日，他们的儿子晓平出生。
1941年—1945年在重庆新华银行总行任职。
1955年10月，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被留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第一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放弃了在上海的经济学教学工作。这一变动无意中帮助周有光躲过了1957年开始的，在上海以经济学界为重点的“反右运动”。
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周有光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
2003年冬到2004年春天，重病住院。
2005年出版文集《百岁新稿》，书序中自勉“希望《百岁新稿》不是我的最后一本书”。
2006年出版《语言文字学的新探索》。
2008年出版《周有光百岁口述》。
2010年出版《朝闻道集》。
3人物家庭编辑
周有光的夫人是张允和（1909年7月25日—2002年8月14日），昆曲研究家。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为晚清高官，父亲张武龄是民国初年的富商，热心投资教育；张允和有六个兄弟、三个姊妹。四个姐妹中，大姐张元和嫁给昆曲名家顾传玠，二姐张允和即为周有光的夫人，三姐张兆和的丈夫是作家沈从文，四妹张充和嫁给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Hans H. Frankel）。张允和与她的三个姐妹同为上海中国公学的第一批预科女学生。
早在1925年，由于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与张允和同学，两家的兄弟姊妹们便已相互认识。1928年周有光、张允和同在上海读书时，交为朋友。1932年上海发生战乱，为了安全起见，张允和借读于杭州之江大学，适时周有光任教于杭州民众教育学院，两人开始自由恋爱。1933年4月30日周有光、张允和结为夫妻。结婚整1年时，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儿子晓平，1935年又有了女儿小禾。1941年全家在重庆避难，女儿小禾患盲肠炎夭折。1959年，孙女周和庆出生。1993年重孙出生，取名周安迪。
因为敬佩周有光的博学，他的连襟沈从文曾送他“周百科”的外号。
4人物事迹编辑
从《西游记》到《资本论》
作为出生在晚清的周有光，小时候接触的依然是《三字经》之类的书，“那时我们家的书很多，随便我看，但书都是文言，我都看不懂，小时候我对《三字经》也不感兴趣，”给周有光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西游记》。
“我们那一代人，小孩子认得几个字以后，都喜欢看《西游记》，不像现在可以看的东西多了，我们以前没什么好看的，”不过，周有光却自言自己看《西游记》是看了两遍才看懂的，“读书是件很好玩的事，第一遍看不懂，不要放弃，看第二遍，也许就能看懂了，”就是通过这样的阅读，周有光认为自己的“阅读能力也就提高了。”
1923年，周有光进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那是教会学校，图书馆随便去看，那时我不仅看中文书，也看英文书，”那时的周有光受到左倾思潮影响，由此便决心阅读《资本论》，“对我们来说，《资本论》很重要，但是那时没有中文的，我埋头苦干阅读英文版，结果看不懂，不是文字看不懂，而是内容看不懂。”由此，阅读的乐趣往往就跳跃在第一遍的不懂到第二遍的懂之间。
书橱兼做菜橱
1956年，周有光从上海调来北京，住沙滩原北京大学内，那是民国初年为德国专家造的一所小洋房，周有光占其中两间半房间。“一间我母亲和姐姐住，另一间是老伴和我带小孙女住，半间做我的书房、
客室、吃饭间。”而周有光也只能将书放在半间书橱内，“另一半留着放菜碗，由此我在《新陋室铭》中写道：卧室就是厨室，饮食方便，书橱兼做菜橱，菜有书香，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
书橱与菜橱功能合一的境遇只有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才有好转。当时，周有光所在的单位建造新简易楼，分得两大两小四居室。其中一小间，9平方米，也就功能独一地做了他的书房兼客室，“我的书桌很小，只有90厘米长，55厘米宽，一半放书稿，一半放电子打字机。书桌又破又小，一次我玩扑克牌，突然一张不见了，原来从桌面裂缝漏到下面抽屉里了。”
书桌虽小，书橱却很大。在这个9平米的空间内，除了在窗口放小书桌，入口放个沙发，其余之地全是周有光的书架。周有光嫌这个书房小，进而，四个房间全都被布置成以书架为主，书成了这个家的主角，“我家里没有什么家具，因为放了家具就不能放书了。”
尽管四间房子全被用来藏书，但周有光还是认为自己是有书无斋，“我国外亲戚朋友，做教授的，都住的小洋房，他们都有书房。什么叫书房呢，不仅有看书、写文章的地方，还有一个藏书的地方，等于是个小图书馆。我这是破房子，是有书而无斋。”
“周百科”的由来
从小时候开始，就读了很多书，喜欢看《西游记》是周有光还记得起的，至于其他的书，则因为“太多了，说不上来了。”不过，周有光还清楚地记得对自己终身受益的书，那就是《不列颠百科全书》。在周有光的书房中，《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占据了一定的地位。周有光专门有一书架摆满了《不列颠百科全书》，共三排，从上至下分别是中文版、英文版、日文版。
事实上，周有光还有“周百科”的外号，那是拜连襟沈从文所赐。而在大学时，周有光与百科全书的情缘就结下了。
“这部书非常好。一个题目，简简单单给你讲，而如果去看书，一个小问题就是一本书，看百科全书反而可以节约时间，”周有光自认《百科全书》的作用非常大，“对我非常有用，其实对每个人也有用。百科全书是没有围墙的大学，你可以先了解大致情况，然而再查看其他比较专业的书。”
到了后来更有趣，改革开放时期，中美两国要搞文化合作工作，当中有一项就是要翻译美国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周有光竟然做了《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位编委之一，其他两位编委是刘尊棋和钱伟长。“其实，《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本来是英国的，因为二战期间英国的很多企业都卖给了美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如此。我们翻译《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由于当时国内购买力很差，就压缩成10本，称为《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由此，大家更有理由叫周有光为“周百科”。[3]
语言学家的“前世今生”
周有光最初是搞经济学的，对金融特别熟悉，解放初期还写过《新中国的金融问题》、《资本的原始积累》一类著作。不过，在周有光家里却很少可见经济方面的书籍。周有光解释，自己所住的隔壁就是办公楼，有一个小房间全都放着他的经济学书籍。不过，离休后，他把这些书全部捐给单位图书馆了，“我已经改行了，不搞经济学了，而搞语言文字学了。”由此，在周有光的书架上所列的大都是语言学、文字学的书：《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外来语词典》、《常用构词字典》，甚至小到一个国家语言研究的书籍，都在其内。 “经济学当中最重要的亚当·斯密斯和凯恩斯，可以说经济学都是外国的，但是文字学中国古代就有，”周有光认为文字学是中国最早的，就必须看古代的东西，由此在他的书架中《说文解字》是不可少的，“作为一个中国人，要研究语言文字学，一定要研究中国古代到现在文字学的发展。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文字学中包括了很多语言学的知识。”
“事实上，我的学术研究在离休以后就结束了，”为了查阅书籍，此前周有光要到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去，“我年纪大了，在家都可以自理，但出去不方便，站不住了，不能去图书馆了。”
离休后，周有光开始随便看书，主要看世界历史、各地研究文化问题的，这成了他研究的另一个兴趣点。书架上也多了历史、文化方面的书籍：《全球通史》、《世界文明史》、《神光沐浴下的文化再生》、《文明的狂飙疾进时代》。“《全球通史》、《世界文明史》很重要，之前的历史不是全球化的，这两本书却有全球化的眼光。”
人与书俱不老
尽管周有光认为自己的书房很破旧，但书却很时髦，往往引领潮流。这也难怪，周有光书架中书的来源很多都是漂洋过海的。
“现在做学问，你不看外国书是不行的。”由此，周有光在国外的亲戚朋友经常给他从国外书店买书、寄书。直到现在英文版的《年鉴》是周有光每年必买的书之一，“我每年都从外国买《年鉴》，因为要查阅资料。”
也正因为有着国外书籍的补充，周有光书架上的书颇为时髦。2010年，《世界是平的》就已经摆进了他的书架中。那是本英文版的，在《世界是平的》被译成中文版前，周有光就已经接触了弗里德曼关于“世界是平”的思想。
周有光书架中时髦书籍还有《张氏四姐妹》，英文版的。周有光的妻子是张氏四姐妹中的老二，张允和。前不久《合肥四姐妹》中文版出版。而周有光是在几年前就已经看了这本与其有着密切关系的书，“这种书在外国人看看还是好的，中国人看就不够味了。因为外国人写中国的东西，常常不地道，这不能怪他们，文化是有差异的。”
尽管周有光基本上是足不出户，不过对于新的文化现象他一点都不陌生。在他的书架中就有于丹的书，甚至连批驳于丹的书也一并俱全。
“于丹论《论语》的书我也看，包括批评她的书我也看，于丹做了个通俗化的工作，做得很好，我们需要这个工作，”周有光还专门写了文章，“现在许多人都骂于丹，如果从学术水平来看，于丹并不是最高的。但于丹做的不是学术工作，是科普工作，把孔老二的学问给大众，这是件好事。”
5百岁新稿编辑
前些时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百岁新稿》。日前，他将此书封寄于我，并在书的扉页上题写道：“文喜先生指正。”2013年我工作在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周有光先生自1935年开始就担任这所大学的顾问。2012年春节时，我代表学校领导去给他拜年，恰逢《周有光语言学论文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当即将此书赠我一本，当时在书上题写的就是“文喜先生指正。”一年之内，他两次赠书于我，而且两次要我“指正”，我真的是受宠若惊。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我都是地地道道的无名小辈。他却如此对待，其谦逊之胸怀可见一斑。
周有光先生已经107岁了，在不知情的人看来，他肯定已是老态龙钟、朽气十足了。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他除了稍微有些耳聋之外，其它方面都“平安无事”，而且思维清晰，充满活力。何以如此？不妨讲两个我所知道的小故事。一是：周有光先生刚从上海调来北京时，住在沙滩原北京大学内民国初年为德国专家建造的一所小洋房里。说是小洋房，但分配给他的房间其实很狭小，而且年久失修，透风漏雨。就此，他专作《新陋室铭》予以写实：“卧室就是厨室，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二是：常听老年人说：“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周有光的想法则与此不同。他说：“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于是，他把81岁视为1岁，从头开始计算年龄。在他92岁的时候，有位小朋友给他送贺年卡，上面写的是：“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见了这张贺年卡，他高兴得三天没睡着觉。
以上这些，已让我十分惊奇了，但让我惊奇的还远不止这些。譬如，他依然在坚持学习。他说：“学然后知不足，老然后觉无知。”他甚至把孔夫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改成了“学而不思则盲，思而不学则聋”。于是，退休以后，他阅读了大量专业以内和专业以外的有关文化和历史的书籍。他不仅自己坚持学习，而且尽一切可能教育别人努力学习、终身学习。前一时期，为大兴学习之风，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在历届学员中开展了“学习之星”评选活动，并编写、出版了《“学习之星”风采录》一书。就此，他专门致信学校说：“这是知识化时代的号角”，“祝逻大朝着‘大兴学习之风，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目标步步前进！”
6主要著作编辑
《中国拼音文字研究》，上海东方书店1952年第1版，1953年第6版。
《字母的故事》上海东方书店1954年第1版。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年修订版。《拼音字母基础知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年第1版。
《汉字改革概论》文字改革出版社1961年第1版，1964年修订第2版，1979年第3版，香港尔雅社1978年修订本；“日本罗马字社”1985年日文翻译版，译者橘田广国。
《电报拼音化》文字改革出版社1965年第1版。
《汉语手指字母论集》（周有光等著），文字改革出版社1965年第1版。
《拼音化问题》文字改革出版社，1980年第1版。
《汉字声旁读音便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
《语文风云》文字改革出版社，1981年第1版。
《中国语文的现代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版。
《世界字母简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版。越南有潘文阁教授译本。
《语文闲谈》（初编上下）1995年第1版，1997年第2版；（续编上下）1997年第1版，（三编上下）2000年第1版，北京三联书店。
《新中国的金融问题》（新经济丛书第2种）香港经济导报社1949年第1版。
《世界文字发展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版。
《新时代的新语文》（战后新兴国家的语文新发展）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1版。
《人类文字浅说》“百种语文小丛书”，语文出版社2000年第1版。
《现代文化的冲击波》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1版。
《周有光语文论集》苏培成选编，共4册，上海文化出版社。
《周有光髦耋文存》北京三联书店。
《周有光百岁新稿》新知三联书店。
《汉语拼音 文化津梁》三联书店，2007年9月
《朝闻道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3月版。（作者104岁新著）
《文化学丛谈》，语文出版社 2011年1月版。
7主要贡献编辑
概述
周有光前半生正式专业为经济学，但自述上大学时就开始对语言学、文字改革产生兴趣，参加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美国国会图书馆既藏有周有光的经济学著作，也藏有他的语言学著作。半个多世纪以来，周有光在语言文字学领域辛勤耕耘、开拓创新，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中国语文现代化方面，其成果主要有：
汉语拼音方案方面
1955年，周有光提出普及普通话的两项标准：全国汉族学校以普通话为校园语言，全国公共活动以普通话为交际媒介，并提出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1979年-1982年，周有光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促成国际投票通过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之后，周有光继续研究以词语为单位的拼音正词法，形成《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8年公布。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主编《汉语拼音词汇》，成为电脑中文词库基础。
语文的现代化方面
1961年出版《汉字改革概论》，对语言学和文字学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如词的结构问题、同音字和同音词问题、简化和繁化问题等，扩大了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范围。
文字发展规律方面
周有光研究发现，文字的特点决定于文化（包括宗教）的传播，不决定于语言的特点；他提出了“文字三相分类法”（符形、语段、表达法），并把汉字的传播历史分为“学习、借用、仿造、创造”四个阶段。
中文信息处理方面
周有光致力于研究无编码的“从拼音到汉字”的自动变换法，认为汉语的内在规律可以作为中文电脑智能化的依据。他提出“两个双语言”建议，认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急需实行两个双语言：方言和共同语的国内双语言；汉语和英语的国际双语言。
8所获奖项编辑
100岁时出了一本书，101岁时又出了一本书，这位笔耕不辍的百岁老人就是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的当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在今天举行的中国人民大学第五届吴玉章奖的颁奖典礼上，周有光从人大原校长袁宝华手中领取了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的特等奖。
吴玉章奖分人文社会科学奖、优秀教学奖和优秀科研奖。其中人文社会科学奖面向全国，主要奖励国内有重大影响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论著，旨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每五年评选一次。郭沫若、吕叔湘、胡绳、王力等一批著名社会科学家先后荣获该奖项，该奖已成为全国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较高规格的奖励。《中国教育报》2007年11月1日第1版[2]
9百岁口述编辑
一个人能活到100岁已是不易，而102岁高龄，尚能清楚地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且思路清晰、判断明确，这就不能不说是人间的奇迹了。周有光先生的《周有光百岁口述》，就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奇迹。
《口述》从常州青果巷讲起，忆及少年时光、大学生涯、结识张允和、留学东洋、避战四川、游历欧美、回国任教、改行研究语言、下放改造、恢复工作等人生经历，一直讲到2011年——他以105岁高龄，仍著述不息。百年的人生经历，周有光先生娓娓道来，简约生动，看似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实则处处闪耀着智慧与理性的光辉。
周有光的人生，其实是一个“错位”
的人生。大学毕业，本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当外交官，他却选择了学经济；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的毕业生，都到美国留学，可他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去了日本；本想到日本京都大学去和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学经济，河上肇却被捕了，他只好专攻日语；本来可以在海外享受优裕的生活，他却毅然选择了回国；本来研究经济已经有了不小的成就，他却被指定去研究语言；他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却研究了大半生“现代”的知识。面对这样的“错位”人生，周有光先生却很坦然，他说：“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
他的“错位”就像金庸小说中的“百花错拳”一样，看似招招都错，却错得极有章法，错出了另一种境界。没有选择做外交官，却无意中避免了以后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学经济不成，专攻语言，收集了不少语言方面的书，为后来研究语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抛开自己喜爱的经济去搞语言研究，却躲过了“右派”的帽子；下放到宁夏改造，却治好了困扰自己多年的胃疾和失眠；回来后赋闲在家，“躲进小楼成一统”，却写出了不少语言学著作。这一切，似乎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所以有人说他命好。其实，人生可错，但不是开始已错结果还是错，错的人生却要正确把握。这一切，实际上都是周有光矢志报国却无意于政治的人生理想、处变不惊的人生态度和淡泊宽广的胸怀成就的。站在百年的这端回首来路，他显得很平淡，似乎那一切真的成了过眼烟云，可是，设身处地为他想想，当时需要怎样的胸襟与智慧啊！“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正是周有光先生人生“错位”却依然精彩的最好注脚。
在书中，周有光先生还谈婚姻，谈教育，谈历史，谈语言研究，品评人物。话语不多，但见解独特，一语中的，入木三分。若只看文字，谁也不敢想象这是出自一位102岁高龄的老人之手，而细品其中滋味，若非阅尽沧桑、遍历坎坷、思想精深之人，又有谁能有如此见识？而这一切，岂不都是拜那“错位”人生之赐？“错位”的人生，错出了先生一生的精彩。
周有光先生生于1906年，见证了国家百年间多灾多难的历史，听先生讲述百岁人生，可以体会那些难以回首却不敢忘却的岁月。周有光先生经历了“错位”的人生，却著作等身，身体康健，百岁高龄仍笔耕不辍，与时俱进。听先生讲述百岁人生，可以悟得为人之道、修身之法。《中国教育报》2008年10月9日第7版。[4]
10相关信息编辑
汉语拼音之父
一个春日普通的上午，他穿着烟灰色开身毛线衣坐在小书房的书桌前，用他的电脑打字机写文章。“我没有事情做嘛，没有客人来就看书，看了有趣味的东西我就写点文章。《群言》杂志是20多年前胡愈之先生创办的，创办时找了20个人写文章，现在19个人都死了，只剩我一个了。”他笑着说，“上帝糊涂，把我忘掉了。”一直到今天，他还每月给《群言》写一篇文章。2010年2月号上，他写的是《漫谈台湾的语文改革》。
周有光生于清朝光绪年间，一生中经历了晚清、北洋、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四个时期，有人戏称他是“四朝元老”。
他还有个“周百科”的雅称，但他摆摆手说：“那是沈从文开玩笑讲的。一个人应当知识面广一点，不过我还不行。”
在教育部和原国家语委举办的“庆贺周有光先生百龄华诞座谈会”上，这位百岁老人在致谢辞中同样表现出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谦逊儒雅，他说：“我对语言学始终没有走进大门，实在惭愧！语言学有三个核心部门，语音学、词汇学和语法学，我都没有走进大门。我搞一点语文现代化工作，只是摸着语言学的一点边边而已。所以我再三对人说，不要称我为语言学家，我至多是一个语文工作者。”
他喜欢孙女小时候对他的调侃：“爷爷，你亏了，你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语文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是一个‘〇’！”他幽默地自嘲：“一点不错，我就是这么一回事。”
仿佛觉得不该笑得这么开心似的，他一笑就用手挡在嘴前，那样子愈发有种顽童般的稚气。
“半路出家”
对周有光来说，1955年是人生的转折点。那年10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受邀来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结束后，文改会的领导对他说：“你不要回去了，留在文改会工作吧。”“我不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周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面对这样的盛情，本就对语言学有兴趣的周有光怀着一份朴素的热情，“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一头扎进语言学研究领域。
“‘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有一百年历史，是中国从一个古老的封建国家变成一个现代国家必须走的道路，所以当时这个会议非常重要。”回忆当时的时代背景，老人侃侃而谈。
作为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创制人之一，周有光提出口语化、音素化、拉丁化的基本原则，得到了语言学家们的认同。
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汉语拼音成为全国小学的必修课。周有光在北京大学等高校讲授汉字改革课程，其讲义《汉字改革概论》系统、全面地总结了三百余年汉语拼音字母的演进史和中国人自创拼音字母的历程。
1979年，周有光代表中国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举行的会议，提出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的议案。1982年ISO/TC46用通信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中国的议案，从此，《汉语拼音方案》成为罗马字母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1955年之前，周有光的身份是上海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经济学教授。再往前追溯，1923年，他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语言学对他，是“右手累了，改用左手”的那只左手，“当我看书看得疲倦了的时候，改看语言学的书有重振精神的作用，好像右手累了，改用左手，可以使右手休息似的。”
周有光读中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思想很新，常对我们宣传白话文。‘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民众已经慢慢开始接受一些现代化的思想。”回忆起自己的中学时代，老人觉得许多事今天讲来很有趣味，“我上学的时候有两个特点，第一呢，当时提倡国语，可是没有人讲国语，老师教书都是用方言；第二，当时已经提倡白话文，老师也提倡，可上课学的都是古文，写文章一定要写古文，儿女给父母写信一定要写文言，写白话文在那时是大不敬。”在大学读书时，周有光积极参加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1946年，周有光被新华银行派往欧洲工作，在那里，他发现欧洲人对字母学很重视，于是买了许多字母学的书自学，“想不到隔了许多年后还有用处”。
读大学时，周有光就发表过关于文法的文章，他自称“那是很幼稚的”，而其后在关于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还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文字。“在当时看来，这些是新东西。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叫我到文改会来工作。”老人从书架取下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新中国成立后，文字改革的争论集中在是用民族形式的字母还是用罗马字母。我就根据我所了解的写了本小书，叫做《字母的故事》，想不到影响很大。中国从来没有人介绍字母学，我从历史角度阐述这个问题，人家觉得很新奇。”
和我们这些因使用电脑而常提笔忘字的“年轻人”一样，年迈的周先生也笑着“抱怨”：“20多年不写字，我的书法退化，不会写字了。”但他喜滋滋地说，“打字机方便得不得了，打拼音就可以出来汉字。”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一家公司根据周有光提出的“从拼音到汉字自动变换不用编码”的设想研制出电脑文字处理机，给周试用。自此，老先生于80高龄率先“换笔”，打字、处理材料、编辑书稿均借助这台机器完成。老伴张允和参与编辑家族内刊《水》，周先生不仅教会了80多岁的老伴使用电脑打字机，还亲自排版，并风趣地说自己甘做“义工”。
周有光曾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失去了一个大众化的打字机时代。现在，来到了计算机时代。如果输入汉字必须经过记忆编码的特别训练，不能像外国字母那样方便，那么，中国计算机也只能由专业者使用，不能成为大众化的语词处理机。我们在失去一个大众化的打字机时代以后，不能再失去一个大众化的语词处理机时代。”北京大学教授苏培成如此评价周先生这种科学的预见性：“在今天，绝大多数人使用中文电脑时用的都是拼音转换法。感谢周先生给我们指明了中文输入的光明大道，使我们加快了进入中文信息处理时代的步伐。”
“可以说是拼音推广了手机，手机推广了拼音。以前很多人反对拼音，现在没有人反对了。随着国际往来大大增加，拼音变成文化往来的桥梁了，发挥了大的作用。”说到汉语拼音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周有光笑得合不拢嘴。
有人说，周有光的“半路出家”使中国多了一个语言学家，少了一个经济学家。而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如今既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也藏有语言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两个半圆相接，形成的是一个完美的圆！
一生有情
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周有光就是幸福者之一吧。
在2008年出版的《周有光百岁口述》中，有相当篇幅写他与张允和“流水式”恋爱的始末。1925年暑假，周有光因九妹的关系而与张允和结识，当时，容貌秀丽的张允和就读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担任女学生会主席。周常找借口去看她，但张总是躲，因此而得“温柔的防浪石堤”的绰号。终于有一天，周有光的“浪头”冲破了张允和的“石堤”，他们一起去江边散步。为了缓和紧张气氛，周有光拿出一本英文小书，上面有莎士比亚那句名言：“我要在你的一吻中洗清我的罪恶。”
经过长达8年的爱情长跑，周有光与张允和于1933年结为伉俪。作为连襟，沈从文特地在张、周二人的结婚照背面写下“张家二姐作新娘，从文”几个字。
张允和这位气质典雅的大家闺秀，上世纪50年代被人教社聘去编历史教科书，“三反五反”打“老虎”时被当作“大老虎”打回家做家庭妇女，于是潜心读书，研究昆曲，辅助俞平伯创立了北京昆曲社。
1998年，国际教育基金会评选中国百对恩爱夫妻，周有光、张允和成为入选者中年龄最大的一对。“人家问我们，你们的生活为什么能和谐呢？”周有光拿出白手帕，擦擦嘴角，笑眯眯地说：“古代讲举案齐眉，我们两个上午喝茶、下午喝咖啡，都要碰碰杯子，我们叫举杯齐眉。这个小动作好像是玩意儿，其实有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说夫妇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要敬重对方，双方才会和谐愉快。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离婚啊，一些人结了婚就不尊重对方了，那么你不尊重我，我也不尊重你，就吵架离婚。家庭不愉快其实是很痛苦的。你下班回来，家庭愉快，就会得到很大安慰。”
周、张二老跨越世纪的爱恋被晚辈戏称“红茶电脑两老无猜”。
“我这里故事很多，谁来开这个门，这门里面就有故事，要是没人开这个门，我自己就忘了。”讲过去的事情，老人喜欢以“我有一个笑话”开头。他讲了个曹禺的故事。当时曹禺的衣服破了，冬天，耗子在夜里跑到他棉袍的隔层里去了。他白天一穿：“怎么回事啊？怎么发抖啊？”他还以为自己在生病呢，其实是耗子在里面动。
老人津津乐道于“门里边的故事”，其实他自己也有故事。有一次，一位编辑去拜访，张允和讲了个故事，周有光坐在一旁的小板凳上听。听完故事，见客人兴致高，周有光把小板凳往客人身边挪了挪，说，我也给你讲个故事吧。等他一开口，张允和和客人同时哈哈大笑，原来，之前张允和讲的就是这个故事。这是因为耳朵不好，周有光自己闹的笑话。
周有光的孙女周和庆出生时，周家是四代同堂，周和庆的儿子出生时，周家是“四代同球”。从小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周和庆记得自己在人生低谷中，爷爷给了她毫不打折的鼓励和支持，也记得小时候犯错时，爷爷不同寻常的惩罚方式：“我做错事，爷爷曾经把我放到很高的书架顶上去反省。爸爸告诉我，他小时候也吃过爷爷这一招。”她永远记着爷爷常常对她说的“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长跑，不要太在乎一时之长短”。
周有光家的客人总是特别多，各种年龄层次、各种文化背景的都有。给周家干女儿许宜春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上世纪50年代，到干爹家吃饭的竟有右派朋友。而从周的书中我们看到，在大“右派”章乃器最落魄潦倒时，周照样去登门探望。
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高家莺至今珍藏着周有光1981年写给他的一封信，那是针对他和范可育就完善《汉语拼音方案》提出建议的复函。“周先生当时已不赞成我们的建议，但信的开头却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我们当年也是提出这些建议的。这一下子消除了我们的顾虑，保护了我们的积极性。然后，周先生不厌其烦地说明不宜采取我们建议的八点理由，使我们不仅在这个有关汉语拼音的具体问题上心悦诚服，还深深为周先生调查思考之周到，对后辈教育、开导、爱护之良苦用心所感动。”
独立思考
小辈们都喜欢与周有光交谈，别看他年纪一大把，但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他都知道：从中印关系的改善到中东局势为什么总是剑拔弩张；从巴以历史纷争到“9·11”本·拉登为什么要撞毁世贸大厦；从后资本主义时代有什么特征到新加坡为何发展迅猛……可谓秀才不出门，尽知天下事。
周有光认为自己这个本事得益于在大学时学到的读报法。“我读的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学校，我常去学校的阅览室。有一次我在看报，一个年轻的英国老师把我和另两个同学找出去，说跟我们聊聊天。他问，你们看报怎么看的？我们说看报就是看报，还能怎么看？他说不对，看报有方法。你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三个问题：今天哪条新闻最重要？为什么最重要？这条新闻的背景是什么？假如你不知道，去查百科全书。我按照他的办法来看报，知识很快发展。所以学问不一定是上课得来的，老师几句话会对学生影响很大，我到现在每天看报还会这样去问自己。”
作为第一批进洋学堂的学生，周有光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潮的洗礼。1923年，他考入中国最早的新式大学圣约翰大学。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圣约翰大学的华籍师生集体离校，自办光华大学。同学们挥泪走出校门时的心情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祖国”。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任何时代都要独立思考，这也是我的老师教我的。人家问我，你对今天的教育有什么建议，我说就是要提倡独立思考，这一条非常重要。”
对周有光而言，思考是一种习惯。在宁夏平罗“五七”干校时，他负责看守白菜窖，通过观察，总结出了令人忍俊不禁却是历史真实的“白菜理论”。
北师大中文系教授王宁的评价精准地概括了周有光老人独立思考的一生：“他坚持着冷静的观察，客观地品评着是非。中国的语言文字问题是中国文化的晴雨表……在这种变幻莫测的风云中，有人坚持己见
脱离时代陷于保守，也有人失去理智贸然超前流于偏激，更有一些无耻之徒逐潮附势成为墙头的草。但是，只要顺着时间顺序看周有光先生的书和文，你会觉得，他在与时俱进地调整着自己的思想，从来没有随着潮流、跟着权势东歪西倒……他在风云变幻中赢得了追求真理的真诚。”
解放初期，陈毅任上海市长时，在一次座谈会上，周有光以经济学家的敏锐眼光，对当时共产党一些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做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面对网络语言、新词热词的涌现，许多人担心把语文搞乱了，周有光一如既往地沉着：“新的东西还没有成熟，你就批评它、压制它，这不好。你让它发展，发展到一定时候，它自己会调整的。假如它有生命力，那么就进入词汇里去了，没有生命力，自然就会被淘汰。”
周有光80岁以后，发表了一系列探讨文化问题的文章，谈到中国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长期封闭，厚古薄今观念根深蒂固，以为文化就是固有文化，东方与西方势不两立，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时代变了，这种认识需要改变。现在再谈中国文化将统治21世纪是可笑的。统治21世纪的不是东方文化，也不是西方文化，而是世界共同的现代文化。”
有人称喜喝咖啡、爱看好莱坞大片的周有光是“新潮老头”，但老人并不喜欢“新潮”二字。他说：“我认为整个世界、整个人类、整个社会都是不断进步的，在这进步中，新的东西就被人接受了。”记者问：“您是怎么保持年轻心态的？”他笑着说：“保持年轻是不可能的，老了怎么能年轻呢？人是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心态，脑子要清楚，不要糊涂。年轻人也有糊涂的呀，所以心态跟年龄没有关系。”
知者乐 仁者寿
“97岁去体检，医生以为我写错了年龄，给我改成了79岁。”难怪医生自作主张，周有光老人除了耳背眼花，其敏捷的思维和健康的体态与真实年龄形成的反差的确令人惊叹。
2003年圣诞节，孙女回北京发现爷爷面色焦黄，便陪同到医院看病，住进病房不到5分钟，医生就将一张“病危通知书”递到她手上。“我怔在那里，然而爷爷却依照他的老习惯去检查防火通道了。”及至被护士们架回来，老爷子还是平素那样一脸微笑地说：“不要紧，不要紧，慢慢来。”经过一系列的检查，结果并无大碍，但住在医院里的爷爷因其与97岁高龄不相符的健康体态而成了医院一景，打水的、扫地的、送饭的，甚至左邻右舍的病员都来看爷爷“好嫩的面相”。爷爷高兴地说：“我是大熊猫，让他们来看吧！”
五代单传的周有光，年轻时患过肺结核、忧郁症，结婚时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35岁。
自从过了80岁生日，周有光便从头开始计算年龄了。92岁时他收到小朋友寄来的贺卡，上边写着：祝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
1947年，周有光在美国与爱因斯坦有过两次会面：“他非常随便，穿的衣服都没有我讲究。”他对爱因斯坦的一段话记忆深刻：“一个人的一生到60岁为止，工作是13年，除了吃饭睡觉之外，业余时间有17年。能不能成功，就看你怎么利用你的业余时间。”
“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遇到难题，周有光就搬出古人的话来应对。他说：“遇到困难，你要找一个缝缝，从这个缝缝里面可以走出去。‘文革’时，下放‘五七’干校，只许带一本书，可我带了不同文字的《毛主席语录》一共20本，开始做比较文字研究。”周有光八九十岁高龄仍著述颇丰，许多人感到奇怪，他解释说：“其实我一早就开始研究了，材料早弄好了，就差整理了。”
1969年被下放宁夏，许多人以为再也回不来了，非常忧愁。“我觉得很有趣味，假如不是‘文革’，宁夏这个地方我可能不会来。而且体力劳动竟把我的失眠治好了，所以看似不好的事也有好的一面。”周有光如是说。当时，65岁的周有光和71岁的教育家林汉达被派去看守高粱地，两位老先生仰望星空，热烈讨论中国语文大众化问题……他们高声交谈，好像对着几万株高粱在演讲。当此情此景被定格在历史的大背景下，一代知识分子的高远追求以另一种表情存留于人们的记忆中，正像周有光老人喜欢说的，“很有趣味”。
周有光的学生、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冯志伟回忆说，1981年去探望周先生，一进门，地板就咯吱咯吱响起来。我们说，没想到像周先生这样世界知名的大语言学家住房条件这样差。他笑着说：“如果地板不响，我怎么知道你们来了呢？”
上世纪50年代周有光调到北京工作后就住在位于沙滩的文改会宿舍了，那是民国时期给北京大学德国教授住的小洋房。“当时人家听说我住在德国教授的洋房里，以为一定是很好的，想不到这个房子破烂得不得了。”“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做菜橱，菜有书香……使尽吃奶力气，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周先生这首戏仿的《新陋室铭》乐观豁达地描述了生活环境的窘迫，其健康智慧的生活态度跃然纸上。
如此看待世事，是否因一生顺遂？事实上，一个世纪不可能没有惊险和挫折，可贵的是他战胜了恐惧和屈服。读中学时家道中落，靠向姐姐的朋友借当支付学费得以读完大学；抗战期间，6岁女儿小禾去世；两年后，儿子晓平中流弹险些丧命；他自己也于逃难途中经历过炸弹在身边爆炸的惊险……
2002年，老伴猝然离世。“她忽然离我而去，使我如临霹雳，不知所措。有一天，我偶尔想起，青年时代读书，有一位哲学家说，个体的死亡是群体进化的必要条件。我豁然开朗，这就是自然规律。”这是他的绝招，“想不通的时候，你拐个弯就通了啊。”
周老有“三不”：不立遗嘱，不过生日，不过年节。还有“三自”：自食其力，自得其乐，自鸣得意。
“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的。”他讲着讲着便笑出声来，如孩童般地乐不可支。
要从世界看国家
2014年1月12日，“大转型时代与知识分子”座谈会暨周有光先生109岁华诞庆祝会于神玉艺术馆举行。已经109岁高龄的周有光未能来到现场，他让自己的儿子周晓平转告大家，“我这一年过得很好，身体也很好，谢谢大家。”[6]
尽管未能到场，周有光先生在视频中对大家的关心表示了感谢，他说自己并没什么好说的，不妨重复一下，就是“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他认为这会带给人更开阔的眼光。[6]
11读书宗旨编辑
活动伊始，周有光先生的儿子周晓平介绍，父亲因为脚有点疼，下楼比较困难，所以不能来到现场。“我爸爸说他是语言文字学家，不是什么汉语拼音之父，不是文化学家。文化学是一个大学问，是很深刻的东西，他就是看看书，总结里面主要的问题。他想听听大家对他的评论，好好的学习学习。”
著名学者资中筠在发言中说，周老前年看了她的文章，然后约她去见面交流。交流之后她感觉，“周先生对人类的整个发展规律和历程心中非常有数，我自己是无神论者，他说他也是，但是他信仰的是人类的发展规律。人类必然就得这么发展，你要是走错了路，非得走回来不可。”
著名诗人邵燕祥说，周有光先生从80年代开始新启蒙一直持续下来，“我觉得我们不用去过多地争论周有光是语言学家、经济学家……他是当代难得的智者、仁者和勇者。他以很平和的心态和语态，表达他自己对这个世界上下五千年和纵横千万里的认识，应该说是很尖锐，很勇敢的。”他还现场朗诵并解释了自己为周先生贺寿而撰写的两首律诗。
著名学者于光远和吴敬琏因故未能与会，但都派代表与会表达了对周有光先生的敬意和祝愿。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那时还是清朝光绪年间，他的一生经过了晚清、北洋、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代，有人戏称他是“四朝元老”，更有人将他看做百年中国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一个缩影。
50岁前，他是金融学家和经济学教授。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学之后，他花费三年时间，用26个拉丁字母作为注音基础，主持编写了今天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58岁以后，他将关注的目光从语言文字学扩大到世界史、文化学和人类历史演化规律等问题的探索和研究上。这位中国语言学家、文字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
12社会评价编辑
周先生是老一辈语言文字学家，已届耄耋之年，但是论学术思想他却一直走在时代的前面。周先生所以能够这样，重要的原因是他有世界的眼光，能从世界来看中国。
杨国亮、周有光等九位百岁老校友，用知识改造社会、用文化重塑民族、用奋斗书写自我，是一百年来无数有志之士的精神象征。
——王生洪（复旦大学校长）
周先生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爸爸说过，观察自己的一生要跳出自己。后来他的确跳出了自己。他从中国人的识字问题，到世界文字发展、比较文字学，进而研究人类文化发展规律的问题，研究结果出了三本书。他对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系统地把知识组织起来是很有帮助的。
——周晓平（周有光之子，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学者何方用三点总结周有光先生的成就，即独立思考、宁静致远和“从世界看国家”的眼光。学者秦晖则认为周有光先生真正可贵的地方不在于其著述有多高的水平，而在于其在109岁的高龄仍然焕发青春，“他比我们很多人都要年轻，现在的社会非常吊诡的是，一些年轻人身上有一种木乃伊的味道，我们面对最可悲的现实是年轻人年龄还是壮龄，但思想已经行将就木，但周有光先生的语言越来越让人感到它是一个热血青年。”[6]
学者解玺璋赞成这种看法，他认为周有光先生虽然已有109岁高龄，但却像年轻人一样敏锐，关心天下大事、国家命运，“我们谈论大转型时代的知识分子，首先就要谈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感，但现在很多年纪在四五十岁的知识分子，反而没有这种对世事的关注，他们沉浸在一种很小的东西里，谈养生、品茶、书法，看起来很高雅，但我觉得这是玩物丧志。”解玺璋觉得周老对国家命运强烈的关注，是年轻一代的读书人应该学习的地方。[6]
学者资中筠则分享了她对社会转型的看法，她认为人们在谈论社会转型时往往会谈论三种力量，权力、财富和知识，“但我们往往忘记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就是民众，我一谈就谈知识分子能起到什么作用，但如果知识不和民众结合将一事无成。”她认为当下的所谓公知、思想界也存在一种撕裂的状况，简单来说就是左右之争，“而像周有光这样理性的、科学的呼声，站得比较高，看得比较远的眼光，还是非常需要加以倡导的，但却也并不是能够很容易得到结果的